秦腔是中国戏曲中产生较早，也是目前全国群众基础很深的剧种之一。作为梆子戏的代表，它浑厚深沉，慷慨激越，血泪交流，在声腔界一直有“南昆北弋，东柳西梆”①之说。秦腔以梆子伴奏强化节奏的声腔决定了其演出方式，即是在旷野民间的草台班子，因而也被人称为“俗乐”、“激越俚鄙之音”，归为“花部”。这种“粗人的艺术”，是以方言土语的“土辣爽直”为滋生中介和语言基座的，但语言并不能独立完成秦腔艺术品质的塑造和定模，周、秦、汉、唐的沉郁悲凉的历史氛围和八百里秦川浑厚莽阔的地理环境，以及唐以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移以后的秦人心理失衡和历史失宠所铸就的豪爽自大、保守固执相互碰撞、相互交错、相互渗透，随着民间狂欢化演出的不断演练，最终使秦腔这种板腔体戏曲艺术成形，同时也标明了秦腔迥异于其他戏曲曲种的语言基因、文化支撑和唱腔体式。秦腔和其他声腔在主题的伦理化和人物的脸谱化，唱念的程式化并无多大区别，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地域因素和人文特点造就的人与人之间精神气质的迥异形成的音乐唱腔和表现题材的不同，即美学风格的差异”[1]124。即秦腔“其曲文俚质”，“其事多忠、孝、节、义，足以动人；其词直质，虽妇孺能解，其音慷慨，血气为之动荡”[2]。 秦腔的鼎盛是在清代中叶。秦腔在明清颇有影响，相传李白成起义，以“西调”为军戏，之后带到北京。后来由于秦腔艺人魏长生两次入京，秦腔轰动京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魏长生以《滚楼》一剧“名动京城，观者日至千余，六大班为之减色”。时人称“举国若狂”[3]。“时京中盛行弋腔，士大夫厌其嚣杂，殊乏声色之娱，长生因之变为秦腔，辞虽鄙猥，然其繁音促节，呜呜动人，……故名动京师。”[4]后来由于乾隆皇帝觉得秦腔唱词粗鄙，有伤风化，遂令在京城禁止演出②。魏长生后又下武昌、扬州演出，出现了“到处声箫，尽唱魏三”[5]的场面。 王国维说：“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6]秦腔的最大特点就是自然畅然，传统秦人之所以有视秦腔如生命的宗教心理，正是因为“他们能从这种土生土长的民间样式里看到自己的影子，寻找到心灵的归宿，感受到精神的愉悦并达致情感的共鸣。这就是血浓于水的秦腔情结，是远古的农业文明条件下，民间乡里自发形成的自娱自乐形式，其组织形式叫板社，接受者是十里八乡的农民”[1]125。秦腔因而成了黄土地上的农民的“摇滚”，是“一片永恒的海，一匹变幻着的织物，一个炽热的生命”[7]67，三千多万秦人颤栗着沉醉在秦腔中，把她当作超越苦难的“圣歌”，她消弭了秦人之间的距离，将他们融合成兵马俑那样的一个浑然厚重的整体。秦腔在艰苦乏味的生活中，是“作为救苦救难般的仙子降临”的，“惟她能够把生存荒谬可怕的厌世思想转变为使人活下去的表象”[7]55。秦人沉浸在强烈的使人痉挛的刺激中，酣畅淋漓的喊叫和宣泄，使他们几乎崩溃的生命得以复原，使他们熬煎的生活得以为继。陕西当代作家也被秦腔的光辉普照，秦腔不仅点染了他们作品的气氛，而且在结构作品、推动情节发展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汪曾祺认为：“中国戏曲与文学——小说，有割不断的血缘关系。戏曲和文学不是要离婚，而是要复婚。”[8]121他认为“中国戏曲的结构像水”，“这样的结构更近乎是叙事诗式的，或者更直接了当地说：是小说式样的”[8]117-118。陕西当代小说和秦腔可以说是完成了文学和戏曲的“复婚”。在某种程度上，秦腔也影响了陕西作家的文化心态，决定了陕西当代小说的美学风格。秦腔楔入陕西当代小说，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添得‘秦腔’四五声”和“一派秦声浑不断”。 一、“添得‘秦腔’四五声” 秦腔在陕西这块土地上，有着神圣不可动摇的基础。“每每村里过红白丧喜之事，那必是要包一台秦腔的；生儿以秦腔迎接，送葬以秦腔致哀；似乎这个人生的世界，就是秦腔的舞台。”在老百姓的眼里，甚至认为：“听了秦腔，酒肉不香。”贾平凹的散文《秦腔》并非矫情，秦腔在明清之后直至当前在西北五省区尤其是在关中的风行，绝不亚于古希腊的悲喜剧演出，所不同的是古希腊的戏剧演出有浓厚的主流意识形态性质，虽然秦腔的内容大多是忠孝节义，但它的演出完全是民间自发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代文坛没有一个地方戏种像秦腔和陕西当代小说融合得那样紧密。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续下来的条件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9]秦腔就是一个梦魇，它世代纠缠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但是老百姓“大苦中的大乐”，而且如黄土一样融入到了农民的血液当中。更为重要的是，秦腔的慷慨悲凉、热耳酸心的美学特点内化为陕西当代小说的美学追求，直接地影响了陕西当代作家的创作。 在柳青的作品中，秦腔已作为一种重要元素，渗透在小说当中点染气氛，但在作品中出现的频率很少。在《创业史》第一和第二部中，秦腔只出现了四次。第一次是在第一部第三章，孙水嘴“手里拿着一张纸，晃晃荡荡走过土场”，快乐地唱着秦腔：“老了老了实老了，十八年老了王宝钏。”[10]63秦腔名段《寒窑》说的是王宝钏与薛平贵分别十八年后，在寒窑相见。王宝钏穷得买不起镜子，平常日子没有心思照镜子的她“水盆里面照容颜”，不禁发出“老了老了实老了，十八年老了王宝钏”的慨叹，可谓千古一哭。此时的孙水嘴，高兴地接受郭振山的命令去问高增福拉扯一两户中农入互助组的事情弄成了没有，顺意溜出的哀伤调子，却表现了欢快的内容，而且完全是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也正是这一张登记四个选区的互助组的名单，才使孙水嘴和碰巧遇见的改霞——这个王宝钏有搭讪的机会。作者写孙水嘴满脸堆起笑容，骚情地问改霞吃饭了没有，并问登记表登记的对不对，生动暴露了孙水嘴对改霞垂涎三尺的觊觎。在高增福被选为互助组副组长以后，唱秦腔的是冯有万，他跑到高增福跟前，学着秦腔的姿态和道白说：“元帅升帐，有何吩咐，小的遵命就是了……”[10]396他略带调皮的唱腔，将高增福当选为互助组副组长以后社员们的高兴表现得淋漓尽致，甚至连正为自己问题苦恼的郭锁也笑了。在《创业史·第二部》第十三章，王亚梅在向县委副书记杨国华汇报问题时说：“白占魁唱了两句秦腔——老牛力尽刀尖死，韩信为国不到头。郭锁问他唱什么，他说了韩信替刘邦打得天下，刘邦怕韩信比他能干，把韩信骗到长安去杀了。……”[11]137白占魁通过两句秦腔——“老牛力尽刀尖死，韩信为国不到头”委婉地表示了自己对互助组疏远自己的不满，白占魁的不满通过一句秦腔来传情达意，也正是这一句秦腔，揭示了其复杂的性格心理。而此事却引起了杨国华的高度警惕，意识到了这个没有阶级立场的动摇分子问题的严重性。作者的处理，也可谓是有四两拨千斤之妙。后来白占魁在黄堡镇粮站拉黄豆回来时，路上遇见姚士杰，姚士杰冷嘲热讽思想已经大为进步的白占魁，白占魁尽管也给姚士杰丝毫不留面子，但还是有点内虚。他拉着五百斤黄豆回蛤蟆滩的路上，不断地在空中打响鞭，此时的秦腔已经一点也不合调了。[11]2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