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20世纪40年代“延安文艺”运动中产生的谣曲体长篇叙事诗歌《王贵与李香香》，不仅被认为在叙事主题和体裁形式等方面，以“警奇的成就”，“反映了历史转换期的一定社会真实”，“完成了我们多年来所期望的艺术和人民的深密结合”和“创立了一个诗歌的新范型”[1-p12]。并且，随着中国革命及其新的国家政治权力的形成，以及“文学新方向”的确立及其“当代”转型[2-p14]，这首被确定为“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之作”之一的叙事诗歌作品[3-p73]，也成了建构这个“伟大的开始”及其“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3-p69]，尤其是当代中国叙事诗歌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在四十年代末到五、六十年代的“当代”中国文学创作传统资源的“经典”化及其审美选择过程中，不断地通过多种方式在对这首作品的编辑出版、版本修改和“文本”内容、“副文本”因素的调整，达到并体现出当时国家对于文学创作及其发展的“高度组织化”的权力要求，反映出政治意识形态在文学阅读接受与文学批评等方面的调节与控制，以及它们对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典范性”影响。因此，本文将从新文学文献资料学的研究角度，以对《王贵与李香香》的版本变迁及其文本的修改等为中心，在对其“新善本”[4-p112]的考订及校勘等基础之上，探讨它处于不同时期及其时代背景之下的政治印记及意义变化等[5-p6]“文学史”研究内容与学术意味。 一 事实上，从版本学的考察及相关资料可以发现，1946年9月22日至24日连载在延安《解放日报》第4版副刊上的谣曲体长篇叙事诗歌《王贵与李香香》，此前曾以《红旗插上死羊湾》的标题及韵散相间的民间说唱体形式，在作者李季当时担任社长的中共三边地委宣传部所属的油印报刊《三边报》上刊出发表过作品的第一部分及其章节。随后是在《解放日报》副刊编辑黎辛的建议下，由作者删去了说唱文本及其形式的散文说白叙述，保留并借鉴模仿陕北民歌“顺天游”的形式及其表现手法，以《太阳会从西边出来吗？——三边民间革命历史故事》的新题目，并以“反映边区人民艰苦卓绝的自卫斗争，暴露胡匪的惨无人道，毁灭边区人民（从生活条件到肉体），毁灭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创作立意及叙事“主题”等[6]，将其改编修改为一首长篇叙事诗歌。最后，经过黎辛改定及作者同意，才终以《王贵与李香香——三边民间革命历史故事》为题目，在《解放日报》上得以公开发表[7]。并且，正是在开始连载的当天报纸上，黎辛还使用“解清”的署名，撰写了一篇《从〈王贵与李香香〉谈起》的推荐性文章，热情肯定并高度评价这首“用民歌‘顺天游’的形式写的三边民间革命和爱情的历史故事”。称赞它“不仅题材新鲜，风格简明，而且极生动极有地方特色的为我们刻绘了一幅边区土地革命时农民斗争图画”，因而“可以预测这将是广大读者所欢迎的作品”[8]。随后不久，《解放日报》副刊又刊载了曾任《解放日报》总编辑、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读了一首诗》。文章中赞称“我以极大的喜悦读了《王贵与李香香》，因为这是一首诗”，并且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及其建构出发，指出“自从文艺座谈会以来”，尽管“比较来得更迟的，就是诗了”，但是《王贵与李香香》“这样的新诗”有了以后，则使“我们看到：文艺运动突破一重重关，猛晋不已，出来了新的一套，出了一批新的人物。每一次这样的胜利，都表示了新民主义文艺运动对于封建的买办的反动的文艺运动的胜利。新的文化在一个一个的夺取旧的文化的堡垒”[9]。 《王贵与李香香》在《解放日报》上的正式发表及其获得的巨大声誉，也使其在当时东北、山东、晋察冀等新的“解放区”和“国统区”产生了广泛的传播及影响。不只作者李季被陆定一称赞为“文艺战线上的战斗英雄”，而且这首诗作也被称为20世纪40年代末“延安文艺”运动中“一颗光辉夺目的星星”，将“照耀着今天和明天的文坛”[10-p1]，标志着“中国诗坛上一个划时期的大事件”，是“人民诗篇的第一座里程碑”[10-p3]。因而，尽管据说此前也曾有过在三边地区的许多乡镇干部中间一时“洛阳纸贵”的影响，但是，从新文学版本注重的“文献价值”及其高低等方面看，这首谣曲体叙事诗作的初刊本，还应当是这首被推荐到《解放日报》并被编辑改名后的《王贵与李香香》。所以，早在1946年10月初，《解放日报》就通过响应所刊登的“一读者”来信中所提出的“希望《王贵与李香香》出单行本”的要求，答复称“你的意见很好，《王贵与李香香》是一首好诗，值得印单行本，我们已向出版机关建议了”等[11]。同时紧随其后，抗战胜利后从山东、晋察冀等地抢先进入东北，创刊于沈阳的中共中央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以及中共冀东区党委机关报《冀东日报》，也分别在1946年10月23日的第4版和1947年3月的第3期增刊上，先后连载了《王贵与李香香》这首叙事诗歌。并且同期的《东北日报》除了重新发表陆定一的《读了一首诗》之外，还在“编者按”中重申：“现在我们将原文转载，并将陆定一同志的《我读了一首诗》也介绍给读者，并供给做文艺工作的或做实际工作而喜欢写作的同志们作一个参考”[12]。而《冀东日报》上则以署名“葆
”的长篇评论《人民的诗歌》，肯定其“是一篇优美出色极有价值的叙事诗”，所以“的确无论在主题的教育性，故事的描述，人物的刻画，用语的精巧都堪称为一首成功的人民诗歌”[13]。 于是，从1946年底前后开始，在包括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晋察冀、东北等解放区，以及“国统区”等其他地区，由新华书店及其各地区分店主导编辑和出版发行的《王贵与李香香》各种不同版本及出版物，通过明确的编辑出版规划及其发行网络，一直延伸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尤其是60年代初。如1951年前后成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及作家出版社等专业出版机构及其发行网络，并且通过不断再版及连环画改编等方式，从而使得这首叙事诗歌作品及其版本，迅速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传播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作品之一。根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946年底至今，其中先后流行的、主要的《王贵与李香香》版本有：1946年底出版发行的东北书店版；1947年2月的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版；1947年3月由周而复主编、香港海洋书屋出版发行的“北方文丛”版；1947年9月的山东渤海新华书店版；1948年初的晋察冀新华书店版；1948年底的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版；1949年8月由新华书店出版发行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版；1952年9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重排版；1959年5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文学小丛书”版；1961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插图本；1963年10月出版发行的作家出版社版等，以及近年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编辑出版的《王贵与李香香》“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版(2000)和“新文学碑林”版(2001)。除此之外，还有由多家美术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多种《王贵与李香香》“连环画”版，以及翻译成各种少数民族语言和外文的版本流传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