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钱钟书以极其兴奋和喜悦的心情投入到战后的文化建设之中。抗战胜利至建国前夕，他在文坛上非常活跃。不但著名的《人·兽·鬼》、《围城》和《谈艺录》均在此间出版面世，而且还在《新语》、《观察》、《大公报》及英文刊物《书林季刊》(Philobiblon)上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随笔和书评。本来，他一向不喜欢参加公开的社会活动，但1945年12月17日下午，他却高高兴兴地携夫人杨绛应邀出席了中华文艺协会上海分会的成立大会，并且在会上谈笑风生，神采飞扬，给与会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这段时间里，他身兼数职，经常奔波于上海和南京之间。在上海，1946年9月，他应暨南大学文学院长刘大杰之邀任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开设“欧美名著选读”和“文学批评”课程，后又兼任上海文艺协会所设的《美国文学丛书》编委会编委；在南京，1946年5月，国立中央图书馆由重庆迁回南京，馆长蒋复璁聘钱钟书为英文总纂。6月创刊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由钱钟书负责编辑。该刊办到1948年9月2卷3期停刊，共出7期。就是在《书林季刊》上，钱钟书与鲍尔·埃·博楠德(Paul E.Burnand)发生了一次文字论争。事情的起因源于钱钟书发表于《书林季刊》上的两篇英文文章。 在1946年出版的一套《东方智慧丛书》［伦敦，约翰·玛瑞(John Murray)］里，收入了克拉拉·M.凯德琳·扬(Clara M.Candlin Young)翻译并作传的The Rapier of Lu,Patriot Poet of China（《中国的爱国诗人——陆游的剑诗》）一书，其中对陆游诗的翻译和对陆游的介绍讹错百出，对此，钱钟书写了一篇纠正和批评性的书评发表在1946年11月出版的《书林季刊》第1卷3期上。文中，钱先生首先对用这样一个古怪的书名提出了质疑。无疑这一古怪的书名是受陆游的《剑南诗稿》的影响。钱先生先介绍了陆游的总体精神风貌和他诗歌的特点，指出扬女士选取诗歌篇目的不恰当。陆游颇有点把自己幻想成一名剑客，沉溺在对自己少年豪情的追忆中。然而，他同时代的人却把他描绘成一位对自己的功绩保持沉默的人，并不像西哈诺·德·贝热拉克(Cyrano de Bergerac)那样有许多传奇。他在剑南篇中写了几首诗，最使人惊异的是，他告诉人们，一天晚上，他梦见他从右臂下抽出一把明晃晃的短剑刺向前方。但是扬女士没有翻译任何一首这样的诗。也许正如弗里德里克·鲁克特(Friedrech Rueckert)把他的爱国诗篇冠以“穿盔甲的十四行诗”(geharnischte sonnete)一样，在这里，武器是陆游斗志昂扬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一种象征。书的简介使我们确信在任何时代没有一位中国作家在他的生命和诗中表现过那种尚武精神(cf.P.18)。那么，这个象征的选取就非常不合适了。这本书的四十多首诗中，仅有九首是爱国诗篇，其中两篇肯定不具有任何尚武性。在陆游的抒情诗中有一连串的铿锵之声，扬女士很容易地就能在他的整部诗作中找出一百首军歌，如果这些诗被翻译了，就将会与《剑南诗稿》杰出的描写相一致。恐怕扬女士没有用心去读陆游的全部作品。正因为如此，象征尚武精神的剑仅在《闻虏乱有感》这首诗中出现了，却被译成“On Hearing of Disorder amongst the prisoners of War”： “秋风抚剑泪汛澜”一句被翻译为： “In the Autumn wind/I grasp my rapier/With surging tears.”(P.34) 钱先生嘲讽地说：这必然让女人的武器——落泪，玷污了他男人的脸颊。扬女士把汉语中的那个词译为“grasp”，这就把男子汉气概削弱为一种姿态，仅仅意味着“抚摸或触摸”。另外，钱先生指出书的序言中的传略很不恰当。扬女士对陆游的生平不了解，例如，扬女士对陆游的爱情故事只字未提，而这些爱情故事激发了他的一些最优美诗篇的创作。陆游的婚变使他失去了爱人。他的妻子（或妾）和孩子实际上是他的地位的赌注和美德的障碍物。好像漫长的文学生涯对他那不太坚强或严厉的性格有极大的影响。由于晚年，他在妾的怂恿下奉承权势，使他的名誉受到玷污。但扬女士笔下的陆游是一位彻头彻尾的爱国诗人，并且他的作品中不具有那样的人性弱点。还有，扬女士认为陆游最后写诗处于贫穷中，并断然宣布“晚年他太贫穷了，除了善施的邻居给他几碗饭他经常是吃不到一碗米饭。”钱先生指出：陆游有奉祠肯定比杜甫和苏东坡过得舒服。即使他的奉祠期满后没有要求再续发，但他有有地位的朋友和赞助人，不久之后就被再次招回朝。他第二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告老还乡，又得到一次奉祠，他如此热烈地表达了他的满意之情，以至一位批评家对他的评价流霹出嫉妒。扬女士不懂得炫耀贫穷是中国文人的惯习，即便是今日，当一位中国的百万富翁冒充文化人的时候，也会夸夸其谈地讲述他赚钱的工作源自于乞讨，他的钱袋是由一个个铜板一点一滴地积攒起来的，如同西方诗人谈论他们强烈的感情一样，中国诗人炫耀他们的贫穷。钱先生还批评扬女士把《乾隆唐宋诗醇》翻译成《清帝唐宋精神》的失误和对陆游诗的分类的混乱，指出扬女士对中国律诗的格式和规律根本不懂。书中翻译的大多数是律诗，即由八行组成，第三行和第四行形成一个巧妙的对偶句，（即颈联）第五行和第六行形成另一个对偶句（尾联），规则是要有一个表达主观情感内容的对偶句（即表达诗人的所想和所感）和表达客观内容的对偶句（即描写诗人的所见和所闻）。虽然这个格式并非坚定如铁，但广泛地被诗人们遵循。扬女士如中国许多喜欢给西方人解说我们的古典诗的诗盲们一样，甚至不懂古诗基本的规则，结果她常任意地把一组对偶句中的一句加到另一组中，于是就搅乱了诗句的平衡，并使平行句相矛盾。也就是说，在损害了尾联的情况下颈联被延长了，如：《晚春》这首诗的3-6句跑到了句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