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为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向来具有其思想性质。文学创作作为一种精神创造，总要表露出或流露出创作主体的思想意识。创作主体的思想意识决定了其创作的基本思想风貌，而创作的基本思想风貌也真实地呈现了作家的思想状态。因此，要比较深入、比较准确地把握作家的内在思想及其矛盾，最有效、最可靠的方法就是从其创作入手。 本文对丁玲思想意识及其矛盾的把握，所取的正是这一角度和路径。而在其创作的长河中仅仅截取1931年这一个断面，原因在于：1931年是丁玲完成其思想和创作转型的一年。在1929年底创作《韦护》之前，丁玲的思想和创作还处在比较单一的“莎菲”时期。1929年底至1930年，丁玲的思想和创作开始发生变化，并于1930年5月加入了“左联”，但是，她仍然抱着“自由地写作，比跑到一个集体里面去，更好一些”①的想法，并没有参加“左联”的任何活动。而到1931年，丁玲因胡也频牺牲的强烈刺激，而将希望寄之于“大家”、“集体”，并在行动上积极投身于革命和集体的行列，从而急速完成了思想的“左转”。丁玲思想上的这一巨大变化，在她的创作中得到了迅疾的反映——革命意识的思想基因到此时已融入其血脉中。但与此同时，其转型发生之前所固有的“五四”个性思想，作为一种潜在的思想基因，在其思想发生巨大转变的1931年，仍然顽强地在其创作中表现出来。1931年以后，这两种思想基因作为其精神的两极，或以二元并置的方式或以此消彼长的方式，统领了其所有的创作，并演化为创作中的巨大矛盾，从而造成了“两个丁玲”的现象。在这个意义上，丁玲1931年的创作，在她此后充满矛盾的文学生涯中具有源头的意义；在思想层面上，它事实上成了此后丁玲全部创作的一个全息切片。因此，仔细解读丁玲1931年创作这一断面，对于我们深入解剖丁玲创作上、思想上的矛盾，具有追本溯源的价值。 一 1931年，对于丁玲来说，是不平常的一年。外在于文学的许多事件，搅扰了她的创作心境。尽管如此，她仍然创作了小说九篇（含未完稿三篇）、散文一篇、诗歌一首。她将革命意识和个性思想这两种思想基因以二元并置的方式混融其间。因而，根据其思想性质，可以很清晰地将它们分为两类：其一是宣扬“革命意识”的，其思想的立足点在“集体”、“政治”和“为革命”。这类作品从题材的选择、主题的提取到人物的设定，都应和并反映了左翼革命文学思潮的要求，其中有些甚至成了左翼文学的经典。它们以“革命意识”为灵魂，强烈地表现出了对革命功利性的诉求。 小说《从夜晚到天亮》、《莎菲女士日记第二部》和《某夜》，是丁玲本年度创作的具有纪实性的三篇作品，是关于胡也频牺牲的情景及此后自我生活和自我心境的真实写照。其在丁玲思想转型过程中的意义在于：它们非常真实、非常鲜活地描画出了丁玲自己如何迅速地在思想上完成“左转”、如何确立“革命意识”的心理轨迹。在《从夜晚到天亮》中，丁玲夫子自道般地描写了“她”的思想和情感演变的过程：“平”的失去，使她“想着一切而伤心”；但是，正是在这痛苦绝望中，她迸发出反抗的冲动，表示要“坚决的，正确的，坚忍地向前走去”。在作品特定的语境中，她“坚忍”的举动就是弃置自己“无谓的幻想”，去续写“农家女幺妹和那三小姐”的故事。对照丁玲的创作实际，她所写的这个故事显然就是鼓吹阶级斗争的《田家冲》。《莎菲女士日记第二部》是丁玲1931年夏天随笔写的一篇未完稿。在这篇作品中，丁玲以第一人称日记体的形式，追忆了与《光明在我们面前》的作者（即胡也频）的相遇相爱的过程和“那失去了爱人的难堪的惨变”，同时还写出了自己在痛苦中的振作：“我只向着前方，一点也不回头”。从这两篇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丁玲在失去爱人的痛苦中走向了“革命”，并在“左转”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归宿。 在《某夜》中，丁玲站在“革命”的立场上，通过对烈士们临刑前情景和心理、行动的想象性描写，既控诉了反动政权的专制暴虐，又歌颂了革命者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与《从夜晚到天亮》和《莎菲女士日记第二部》相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某夜》中那个“热情的诗人”是以胡也频为原型的，但丁玲在对他的刻画中所取用的角度，却不再是前者中所曾用过的个人化视角，因而也不再有前者中对夫妇之情和人伦关系的回溯与点缀——“热情的诗人”实际上成了一个共名式的人物。可以说，在这篇名义上“为纪念一个朋友而作”的作品中，“革命”的理性彻底取代了个体的情感，个人化的书写已经完全让位于政治的需要。因此，从《从夜晚到天亮》、《莎菲女士日记第二部》到《某夜》，我们不但可以看到丁玲“革命意识”的确立过程，而且可以看到丁玲“革命意识”的深化和纯洁化的过程。 沿着这种不断深化和纯洁化的意识轨迹，丁玲主动应和左翼革命文学思潮的要求，以相当饱满的政治热情，在1931年里陆续写出了多篇鼓吹革命的、“为政治”的小说。丁玲的革命意识融入了这些作品，并成了这些作品的灵魂。在这些作品中，对革命功利性的追求成了终极性的目标，并构成了它们最显著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