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沈从文这位“中国的大仲马”，由于历史的偏见和人们观察事物的视角所限，曾经长期受到贬抑而被有意忽视。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文学史家的眼里，他的文学声名才日渐上升，成为人们竞相研究的对象。沈从文自诩其文学风格与废名相同，是“不讲文法的作者”。在《论冯文炳》中，沈从文说：“把作者与现代中国作者风格并列，如一般所承认，最相近的一位，是本论作者自己。一则因为对农村观察相同，一则因背景地方风俗习惯也相同……，同一单纯的文体，素描风景画一样把文章写成。”①沈从文的自诩是恰切的，这个血管里流淌着苗、汉、土家各族血液的风俗画小说大家，应该说是独树了乡土小说创作的另一帜。如果说鲁迅是“写实派”乡土小说的旗手和导师，那么，沈从文就是“写意派”风俗画乡土小说的扛鼎人物。 沈从文生活经历的丰富，或许现代文学史上任何作家都无法与之相比。他的早期经验与社会知识，最初是在乡野与从军的经历中积淀下来的。在湘西土著军队任司书时，与形形色色的人物厮混，亲见的残酷杀戮成千上万，这成为他逆向思考人性与人类文明的最深隐的“心结”。沈从文是在那个与汉儒文化思维格格不入的文化氛围中长大的，其童稚、率真、质朴使他对自己闯入的另一种文化有些隔膜，甚至仇恨。沈从文最初没有发现自己文化积存的优长，他进入北平以后曾模仿别人写文章糊口，他那时还不明白一俟用自己的笔来展示与自己生命最切近的独特文化时，其文学的美学价值便会显得格外令人瞩目。 沈从文即使是在成名之后，也始终以“乡下人”自居，这其实就是声明自己是站在“五四”文化精神的逆反方向来构筑自己的乡土社会，以此来与城市文明相抗衡。沈从文说：“我实在是个乡下人……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人截然不同！”②于是，“乡巴佬”的独特视角，以及对“城市文明”侵扰的排拒，使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成为一个具有神话模态的异域世界。沈从文不肯用对世界的新的认知方式来介入自己的小说，似乎想小心翼翼地保持这块净土不受任何外来文化氛围的浸润。一种具有老庄哲学意蕴的理想化的“田园诗风”同样出现在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中。虽然“五四”文化一再试图打破这种凝固的农业社会的死寂和宁静之态，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化先驱者一再批判农民身上的痼疾——可恨可悲可怜的愚昧性格和冥顽不化的民族劣根性——这成为20世纪文化的必然选择，但沈从文选择了另外一条颇为不同的文化路径，他笔下宁静和谐的乡村社会渗透着原始道德美感，他笔下的“乡下人品格”更富有人情味，他笔下的风土人情描写更能给人以理想化和浪漫化的审美餍足。 严家炎认为：“京派作家和绝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一样，他们的基本思想是现代的。他们是一些民主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③这是颇有见地的。我们并不否认沈从文小说的“现代性”，即“五四”的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但沈从文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与在汉民族氛围中长大的作家不同，具有新人文主义特征的“自上而下”的“五四”人道主义精神没有成为他抒发自己胸臆的唯一的价值尺度，他的审美经验是内在的“超越悲剧”的，因此表现出极为复杂的文化态度与价值选择。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也写湘西部落社会在外来政治、经济压迫下的崩溃，也写农民在生活中的挣扎，如《丈夫》、《菜园》、《长河》中的许多描写均触及到农民的悲剧问题，但他并不像“乡土写实派”作家一样，尽力用悲剧反映出生活在乡土社会底层的农人的不幸和悲苦，以引起同情和疗救的注意，其格调竟是如此的委婉，似乎充满着“勿抵抗主义”的意味。《丈夫》所写的题材，在乡土写实的小说作家那里，一定是《赌徒吉顺》（许杰）、《生人妻》（罗淑）、《负伤者》（台静农）、《为奴隶的母亲》（柔石）那样充满着悲剧的“呐喊”，而沈从文在这一短篇小说中所裸露的并非是阶级批判意识，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道德批判，而是以一种泰然洒脱的“乡下人”视角来抒写他们视为正常的生存状态。这与其说是美学观念使然，毋宁说是对一种痛苦的超越。沈从文从小就在血泊和屠刀下生活，他说，仅在湘西军队“六年中我眼看在脚边杀了上万无辜平民”④，“这一份经验在我心上有了一个份量，使我活下来永远不能同城市中人爱憎感觉一致了。”⑤这些悲剧为什么反而使沈从文“不能同城市中人爱憎感觉一致了”呢？或许他经历过的苦难是超常的，也就淡漠了普通人那种对悲剧的惊讶。他从悲剧中解脱出来，所要寻觅的是生命力的张扬，是那种超文化的生命野性思维，是那种超阶级的“人性”和“人类之爱”。 沈从文说：“我是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通社会总是不合。一切来到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份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代为制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什么思想家为扭曲蠹蚀人性而定下的乡愿蠢事。”⑥于是逃逸到自然的绿岛成为其乡土小说的主旋律。“要血和泪吗？这很容易办到，但我不能给你们这个。”⑦而是将悲苦掩藏起来，因为“神圣伟大的悲哀不一定有一摊血一把泪，一个聪明的作家写人类痛苦是用微笑来表现的。”⑧因此，在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中，“不管是故乡还是人生，一切都应当美一些！丑的东西虽不全是罪恶，总不能使人愉快，也无令人由痛苦见出生命的庄严，产生那个高尚情操。”⑨沈从文的这种“择美”而“遮丑”的美学观念，或许正是尼采所阐述的日神精神的最佳体现。尼采“主张面对梦幻世界而获得心灵恬静的精神状态，这梦幻世界乃是专门为摆脱变化不定的生存而设计出来的美丽形象的世界。”⑩沈从文的“择美”观所表述的也正是这种意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