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降，随着冷战时代的终结，一方面各国之间的诸多壁垒逐渐被拆除，这使得鲁迅作品在世界上的传播渠道更为畅通；另一方面，苏联、东欧国家原先因意识形态缘由而形成的对鲁迅的特殊兴趣不复存在，对鲁迅作品的译介和研究进入低谷。同样也是因为冷战的结束，鲁迅在亚、非、拉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力日益缩小。但是在日本等远东国家和北美、西欧及其澳洲国家，研究鲁迅作品的学术条件进一步优化，鲁迅在这些国家的传布出现了新的特点。本文将对20世纪90年代以降北美、澳洲和西欧①的鲁迅研究状况作初步的介绍和评价。 美国学者本时期发表了大量阐释鲁迅思想和作品的论文，这些论文有的是登载在学术刊物上，有的是被收录在论文集里。在90年代初，黄维宗（音译）的论文《无法逃避的困境：〈阿Q正传〉的叙述者和他的话语》[1]，对《阿Q正传》所作的叙事学分析，显示了运用结构主义方法论阐释文本的可行性。杨书慧（音译）的《道德失败的恐惧：鲁迅小说的互文本解读》[2]，借助西方新的阅读理论，在鲁迅作品之间建立起“互文”关系，使它们成为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9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的鲁迅研究呈现出“众声喧哗”的局面。华裔学者的鲁迅研究成绩相当突出，老一辈学者林毓生继续关注鲁迅思想的矛盾性，他的论文《鲁迅个人主义的性质与含义——兼论“国民性”问题》[3]从鲁迅1925年5月30日写给许广平的一封信谈起。在这封信中，鲁迅说自己的思想有许多矛盾，“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在他身上“消长起伏”着。林毓生动用自己治思想史出身的知识储备，证明在西方思想史上，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并无冲突，相反倒是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那么为什么这两种“主义”在鲁迅身上会发生冲突呢？经过考证，林毓生发现《两地书》铅印本对原信作了删改，鲁迅在原信中说的是“人道主义”与“个人无治主义”的冲突，“个人无治主义”即是无政府主义，与“个人主义”差别很大。那么鲁迅为什么在信件出版时要作改动呢？林毓生分析道，鲁迅“一方面有‘安那其个人主义’的冲动，另一方面又觉得那是不负责任的‘毁灭’之路；一方面他仍不能不受人道主义的感动，但另一方面，他又感到这种没有条件的‘大爱主义’在现实世界上行不通，在这种思想困境中，难免顺着自己写文章的习惯做一点修辞上的工作了”[3]。 接着，林毓生在论文中开始讨论鲁迅的改造国民性问题，他认为鲁迅在此问题上走向了“逻辑的死结”。首先，“国民性”分析范畴具有很强的决定论倾向：假如中国的一切都是由国民性决定，那么无论历史如何变迁，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其本质是不会变的；其次，国民性到底是中国问题的原因还是后果也说不清楚。于是难免就走向逻辑死胡同：“一个在思想与精神上深患重疴的民族，如何能认清重疴的基本原因是它的思想与精神呢？”[3]鲁迅思想陷入困境，在日本侵华后，作为爱国者的鲁迅必须采取政治立场，“而中国马列主义已经提出了一套革命的计划与步骤，于是他便在未对它做深切研究之前，成为共产革命的同路人”。林毓生对鲁迅思想困境及其衍变路径的阐释自然只是一家之言，但他的研究方法比较新颖，他提出的问题具有挑战性，值得鲁迅研究者关注。 唐小兵的论文《鲁迅的〈狂人日记〉和中国的现代主义》[4]论述了鲁迅创作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对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开创性贡献。王德威的《鲁迅、沈从文与砍头》探讨两位中国现代文学大师不同的砍头描写方式，以及不同砍头描写方式背后蕴含的道德、美学尺度。王德威认为，鲁迅在砍头场景中看出中国的社会民心和中国的道统象征不可收拾的土崩瓦解；沈从文面对同样的场面，却试图从文字的寓言层次，提供疗伤弥缝的可能。鲁迅在身体断裂、意义流失的黑暗夹缝间，竟然发展出一种不由自主的迷恋。王德威在论文最后总结道：“五四以后的作家多数接受了鲁迅的砍头情结，由文学‘反映’人生，力抒忧国忧民义愤。他们把鲁迅视为新一代文学的头头。沈从文另辟蹊径，把人生‘当作’文学，为他没头的故事找寻可以接上的头。因此，他最吊诡的贡献，是把五四文学第一‘巨头’——鲁迅的言谈叙事法则，一古脑而地砍将下来。他的文采想象，为现代小说另起了一个源头，而他对文学文字寓意的无悔追求，不由得我们不点头。”[5] 王德威写得“头头”是道，的确显示了他汪洋恣肆的思辨力，他曾经在林毓生任教的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攻读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对该校历史系前辈林毓生的学术理路应该比较熟悉，这两位华裔学者的论著都显示出突出的思辨能力。但他们的学术论著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即他们总是预先设定一个前提（也许他们不愿承认），在林毓生那里是设定鲁迅和陈独秀、胡适等五四思想家都有中国传统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the cultural-intellectualistic approach)，由此证明他们的反传统是陷入了困境；在王德威这里是预设鲁迅与沈从文的写作有着质的区别，再根据这一预设去寻找两人的差异。然而，鲁迅与沈从文的思想和创作既显示了差别，又具有共同取向（新加坡大学教授王润华对鲁迅与沈从文共同性有过研究）。总之，王德威就鲁迅和沈从文提出了一系列新颖的见解，但他的论证方法存在着的问题决定了他的观点只能是一家之言。 张隆溪的《作为基督的革命者：鲁迅作品中未确认的拯救者》[6]，是一篇力图在革命话语与基督教话语之间寻找诠释鲁迅创作之可能性的论文，显示了在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话语之外鲁迅研究的阔大空间。梅仪慈的《文本、互文本与鲁迅、郁达夫、王蒙的自我表现》[7]把三位中国现当代作家放在一起，通过他们作品的互文本关系，探讨中国五四以来文学的自我表现倾向。本顿·格瑞格的《鲁迅、托洛斯基以及中国的托洛斯基主义》[8]对学术史上争议不断的鲁迅和托洛斯基文艺思想关联问题作了深入的考察，确认了两人之间实际存在的关系。岳刚（音译）的《鲁迅与食人主义》[9]是研究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食人主义”批判立场的文章，也展示了鲁迅作品对“吃人”主题的艺术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