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06(2007)05-0070-05 日本著名学者伊藤虎丸先生的名著《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从探讨亚洲不同于西方的近代（现代）性，或者说是从探讨亚洲不同于西方的近代（现代）的独特性的角度探讨了鲁迅的独特价值，认为鲁迅的价值就在于他形成了一种“真正的个人主义”，即“个”的思想。这一思想主要是通过鲁迅在日本留学而与西方近代相遇，特别是与尼采的个人主义相遇而形成的，并构成了后来鲁迅思想和文学的原型的“原鲁迅”。鲁迅1906年从仙台来到东京从事《新生》文艺运动，所写的几篇评论奠定了后来鲁迅的思想和文学的基本原型与框架。这的确是至论。不过伊藤虎丸的观点仍然是建立在（西方）冲击——（东方）回应的框架上，虽然他强调了竹内好先生提出的鲁迅在接受西方文化时所坚持的“回心”／“抵抗”（坚守自我，与日本的“转向”／成为一个“优等生”相对）的文化态度，但是对于鲁迅“个”的思想中主体所承传的中国“固有文化血脉”仍然重视不够；同时“西方”对于鲁迅来说也是一个不断择取又不断扬弃，充满多重复杂内涵与向度的领域。也就是说，鲁迅与西方近代的相遇经历了一个过程，这一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接受西方（文化）与否定固有（文化）传统的过程，而是一种复杂的中西跨文化的对话、交流、否定与融合的过程。正是在他对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双重传承与双重超越中，才形成了这一“原鲁迅”。 早在1898年鲁迅到南京求学阅读《天演论》时，他与西方近代的相遇便已经开始了。自然与人类社会的“物竞”、“天择”，给他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而“天道变化，不主故常”、“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世界观则使他开始冲破“天不变，道亦不变”循环的或轮回的历史观的束缚，从而逐步树立起一种进化论的世界观；并且回应着轰轰烈烈的变法维新思潮，把个人的郁积汇入到民族的郁积中，以一个“科学者”的形象投身于民族救亡与人民解放的时代大潮中。1902年到达日本后，无论是他于1903年开始在《浙江潮》上发表《中国地质略论》、《说钼》等科学论文和翻译改写法国儒勒·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等科幻小说，还是后来在宏文学院结业后，选择医学作为他的职业，都是他的这一“科学者”志向的体现。然而鲁迅并不是一个机械的唯科学（自然的进化与物质的进步）主义者，他介绍这些科学知识的目的还在于使读者“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导中国人群以进行”[1](P164)。也就是说他不是简单地将自然科学作为一种知识来接受，而是同时作为一种伦理与思想来接受，已经开始把科学知识与科学思想、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区别开来，在简单的进化决定论中看到了自然和社会进步与演化中的复杂性。这样一种独特的文化视角与文化关怀，或许正印证了林毓生先生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2](P43)的倾向，也与当时梁启超所倡导的新民运动有关。 正是这种对自然与物质的超越，使鲁迅后来因著名的“幻灯片事件”而弃医从文。1906年鲁迅离开仙台回到东京从事《新生》文艺运动。从仙台到东京，不仅是鲁迅从事文学事业的开始，而且标志着从“科学者”鲁迅向“文学者”鲁迅的历史的跨越，标志着鲁迅与西方相遇在扬弃中的深化。在学习德文、俄文和哲学、历史等学科的同时，鲁迅博览了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特别是以英国拜伦为代表的摩罗诗人的作品和以德国施蒂纳、尼采为代表的“新神思宗”哲学家的著作。正是受这些思想的影响，使“鲁迅的进化论，并不是把人类的历史把握为人作为生物适应环境的过程，而是把握为作为‘人格’的人的精神的进化过程”[3](P32)。虽然《新生》的流产给鲁迅以“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4](P439)的悲哀。但是鲁迅为这次文艺实践所做的思考还是借《河南》杂志得到了一次喷发。他以“令飞”、“迅行”为笔名，发表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和《破恶声论》等论文，展示了鲁迅早期思想的深化。诚如伊藤虎丸所说：“这些文章是鲁迅的文学原论，也是他青年思想的集成，从中已经可以看出鲁迅后来的思想框架。”[3](P8) 如果说《人之历史》是前期科学思想的尾声，那么《科学史教篇》则是从“科学与爱国”到文艺启蒙的过渡。它不仅介绍和阐述了科学技术在改造自然和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的巨大作用，同时也指出了“所谓世界不直进，常曲折如螺旋，大波小波，起伏万状，进退久之而达水裔”[4](P28)的人类历史演变规律；而且提出了“当防社会入于偏”，如果“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故人群所当希冀要求者，不惟奈端（牛顿）已也，亦希诗人如狭斯丕尔（莎士比亚）；不惟波尔，亦希画师如洛菲罗（拉斐尔）；既有康德，亦必有乐人如培得诃芬（贝多芬）；既有达尔文，亦必有文人如嘉来勒（卡莱尔）。凡此者，皆所以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因以见今日之文明者也”[4](P35)——已经开始注意到实用科学（工具）理性对人性的扭曲，其结果不仅是造成人性的异化，科学也将被毁灭。因为在鲁迅看来，科学本质上是一种“人性之光”，并且“科学发见，常受超科学之力”，“本于圣觉”（灵感），“以知真理为惟一之仪的”。[4](P29-30)人类历史上，精神与物质的价值均有各自的适当地位并应相互平衡。因而面对“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4](P45)的所谓维新思潮，他特别批判了那些仅仅从表面拾西人（文明）牙慧的现象——“震他国之强大，栗然自危，兴业振兵之说，日腾于口者，外状固若成然觉矣，按其实则仅眩于当前之物，而未得其真谛”[4](P33)。的确，如果仅仅考虑科学技术造成的经济与军事实力，那就是并没有得到西方科学思想的“真谛”。鲁迅进而对偏至的现代性的某些弊端进行了反思与批判，其关注的中心话语已从“科学”转向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