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现代中国文学接受了欧风美雨的洗礼,在重冲突、重个性、重悲剧等方面转向了西方,形成了那个时代文学的中心冲突。而这种中心冲突,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中,这种冲突就是个人与社会(现实)的冲突。之前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学不可能形成个人与整个社会的直接对抗,因为那时不主张个性的张扬,不主张欲望的宣泄。那时讲“存天理,灭人欲”,讲情以制欲,理以制情,不具备个人与社会对抗的外在条件。只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个人的发现”、个性意识的觉醒以后,才有了个人与社会的冲突。 在知识分子题材以外的小说中是否也存在这种中心冲突呢?比如农村题材、市民题材,这是除了知识分子题材以外,在中国现代小说中最有成绩的题材领域。我们看到,在农民题材、乡土题材小说中的农民,多是辛苦麻木、愚昧无知的弱者形象,他们往往是被旧的社会制度压扁的、摧毁的形象,是不知道也是无力向整个社会抗争的,他们在传统的、因袭的生活道路上世世代代生活着、繁衍着,安于现状,相信命运。偶有一些觉醒与抗争,也多属一种本能的或自发的反抗,是属于初步的觉醒。即使是到了现代文学的后期出现的翻身的新农民形象,作者也只是从阶级的对立、阶级的仇恨来塑造农民,展现他们的阶级觉悟的,因此,他们也不可能和整个社会、整个现实世界相抗衡,个人与社会的直接冲突始终没有形成。市民题材与市民形象的塑造在现代小说史中也是较有成绩的,但市民形象的总体特点是保守、软弱、妥协、因循守旧、维护传统、狡黠圆滑。因此,除少数作品如《骆驼祥子》、《月牙儿》等构成了个人反抗社会、反抗命运的中心冲突外,多数作品并没有表现出个人与社会的直接冲突。 实际上,个人与社会(现实)的对立、冲突只有在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中才得以整体显现,尤其在“五四”以后的知识分子形象中更得到了普遍表现,进入大革命及1930年代虽有所弱化,但仍然存在,到了1940年代再度构成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中心冲突,尽管冲突的内涵与“五四”有所不同,但仍然是耐人寻味的。 一、表现形态:个人与社会的诸种关系 知识分子怎样面对社会,面对现实世界?面对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这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考验。我们从知识分子个人与社会的诸种关系中,从知识分子与社会现实冲突的具体表现形态中,能够看清知识分子的行为表现和人格特征,在这里也就形成了知识者的诸种性格、多种形象:孤独者、软弱者、漂泊者、零余者、妥协者、罗曼谛克者…… 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冲突在鲁迅的小说中体现得最为强烈,也最有价值。鲁迅在他的小说中率先写出了觉悟的知识者个体,《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药》中的夏瑜、《长明灯》中的“疯子”、《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都属于觉醒的个人之列。惟其最先觉醒,而众人皆醉,所承受的压力最大,受到的迫害也最深,以至于成为“狂人”、“疯子”和“受伤的狼”,直至付出生命的代价。鲁迅以其最清醒的现实主义姿态,充分地写出了觉醒的、孤独的知识者个人与整个现实社会的对峙,最终又都以个人的失败、悲剧的结局而告终,这更折射出社会黑暗的深重,觉悟者战斗的艰难,以及前途的渺茫,同时也体现了鲁迅对知识分子的深刻的批判意识和自省意识。鲁迅对知识分子的认识是深刻的,解剖是无情的。他看透了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也看破了知识分子的劣根本性,他完成了对社会现实和知识者本性的双重揭示,这使鲁迅和他的作品具有着无边的、深重的孤独感和悲怆感。 在个人反抗社会的中心冲突中,除了鲁迅展现了个人与社会(现实)的对抗以外,其他多数作家则多写社会对个人的制约。包括家庭对个人的制约,从而展现了知识分子与家庭的冲突。冰心与巴金的小说较集中地写出了这一点。冰心的《两个家庭》里的陈华民由一个满怀壮志的青年、留学生,因社会、家庭的困扰,而趋于消极、颓唐,最后郁郁而死。《去国》是冰心早期忧愤较深的作品,英士留美七载,学习名列前茅,心中充满希望,他满怀憧憬地回国。然而,他所看到的却是现实的腐败,社会的动荡和风气的污浊,他无力改变社会现实,最后只能含愤去国。面对个人与社会(现实)的冲突,主人公选择了逃避。知识分子总是不满现实,追求理想而又善于幻想的。在一些知识分子题材的短篇中,也写出了个人理想与社会现实的冲突,像许钦文的《理想的伴侣》、鲁迅的《幸福的家庭》、王统照的《沉思》以及叶绍钧早期的一些短篇都写到了理想与现实的对立,他们笔下的知识者往往把与社会现实对立的理想看得更重要,希望用理想化的东西来解决自己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可是,他们追求的生活反而成为自身的“十字架”。叶绍钧小说常见的冲突,由理想与现实的对照,转向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个人不能不受社会的制约。社会、现实、环境对于知识者个体及其事业、理想构成了强大的外在压力,这使许多知识分子败下阵来,成为妥协者。《城中》中知识者要创办一所新型的学校,不料却成为整个社会守旧势力攻击的对象,从而使知识者成为了强弩之末的孤独者、软弱者了。《倪焕之》中的蒋冰如、倪焕之的教育改革因受到整个社会的制约而归于失败。倪焕之不无感慨地说:“没有法子,社会是那样的一种社会!任你抱定宗旨,不肯放松,社会好像一个无赖的流氓,总要出来兜拦,不让你舒舒服服走直径,一定要你去找那弯曲迂远的小路。”《二月》的主人公萧涧秋也以个人的方式对抗社会,但同样受到社会的严酷制约,最后只能一走了之。废名的《莫须有先生传》中的文士,在现实社会中不断碰壁以后,也采取了逃避的办法——隐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