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诗歌环境、体制、传媒和诗人身份、诗歌书写都发生了改变，新世纪诗歌已经表现出了许多新的症候。比如，诗歌网站的大量开通、诗人博客的争相亮相、诗歌民刊的再度蜂起、诗歌写作群体的回归、诗歌事件的间或发生、诗歌活动的频频举办、诗歌写作水平的良莠不齐，等等。新世纪诗歌的问题，笔者认为是“世纪转型”的阵痛所带来对伦理的重新认识以及由此而来的诗歌审美的不确定性。质言之，不是简单的市场的问题，而是新诗的伦理尤其是“叙写伦理”有无和强弱以及我们如何处置的问题。 过去，诗歌与伦理的关系被简单地做了非此即彼的“社会重点”（伊格尔顿语）式的处理：要么是“政治伦理一体化”——政治伦理化或伦理政治化，要么是要追求诗歌的“纯度”而拒绝其道义责任。无论是“泛伦理化”还是“去伦理化”，都是当代文学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作为一种人文精神活动，诗歌必须承担道德功能。也就是说，我们写诗既不可小视伦理的存在，又不能把诗歌当作阐释和宣讲伦理的范本。这就是我所说的诗歌写作中表现出来的伦理的限度与难度。对照一下新世纪六年来的诗歌，我们在这方面到底有没有吸取教训呢？ 上个世纪新诗的成就给新世纪诗歌发展构成了一种显在的语境压力，一批青年急于在新世纪诗坛登场亮相。为此，通过精心包装粉墨登场，这就有了新世纪初首先闯入文学历史轨道的所谓的“下半身写作”。它实质上是以极端地呼唤人性为借口而大行其只要“身”不要“心”之事，“下半身写作”的审美诉求依赖的是享乐、轻松，势必会导致崇高感含量的降低，而崇高感的缺失则意味着人们树美将不会再怀有敬意；而没有了敬意的美将何以为继？没有了美的人生又将何其灰暗与平庸！不久前出现的“梨花诗”等诗坛“恶搞”事件，似乎是在与之相呼应。 与之相关的是“网络诗歌”。它固然在召唤诗歌爱好者，乃至在诗歌传播方面发挥了自己独特的作用；但是，它的负面影响和给诗歌带来伤害也是显而易见的。像不能责备市场那样，我们也不能责备网络，而应该反思的“网络诗歌”写作伦理的缺失。正是没有了伦理的掌控，“网络诗歌”才出现了两个较为普遍的现象。第一，没有信息，或者说信息重复。吃喝拉撒，衣食住行、鸡零狗碎，家长里短等等，不能给人提供新鲜的东西，这就是“书写的空转”；第二，信息低劣，信息毒化，可以说是“书写的失禁”，很多诗歌成了恶俗思想和情绪的垃圾场。以上说明，诗人的价值评判、伦理眼光和历史意识是何等严重匮乏！ 要扭转这种局面，就必须从人心，也就是从伦理建设抓起。 这也正是新世纪一批着力弘扬传统精神文化诗歌写作出现的一个主因。有的写作通过化用中国传统文化来精研自我的存在，有的写作着力传承中华民族诗歌传统的伟大品格及其伦理力量：一是它的强大的与自然对话的能力，它的原生性，它的追求和谐的能力、追求内在气质整体性的能力，能拯救我们在消费时代碎片的、矛盾的、玩世不恭的写作方式；二是民族诗歌对时代现实，家国命运在高度介入后的最忠实的记述能力，有一种扎根生存状态、呈现悲悯本性的伦理力量。有的写作追寻“郊区伦理文化理想”，认为郊区是都市的最边缘，同时也是广大乡村的最边缘；它享有着都市的文化和便利，也有着乡村的自然和宁静。我们该如何评判这种写作倾向呢？如果从文学资源的角度来考察，新世纪诗歌创作的“向后看”现象及其表现出来的“文人”气息、诗歌的“韵味”等，那么我们对其面向传统、发掘传统应该给予谨慎的肯定。但是，如果把传统作为全球化语境下文学想象贫乏的一种弥补，文学写作不能面对现实、不努力去解决现实矛盾，那么新世纪文学将是何等的贫血与黯淡。这种“复古的空气”导致新世纪文学写作可能走向越来越狭窄化的道路。 而作为真正能够面对现实的诗歌写作，当数这几年被许多评论家叫好的“底层生存写作”。新世纪出现的“底层生存写作”与知识分子在新世纪的命运和纯文学的危机密切相关。在“文化与公共性”日益凸显的新世纪，许多知识分子不再能够像以往那样扮演社会精英的角色，写作似乎成了“文人圈子”内部的事情。文学的精英意识和历史功能进一步淡化。而一些处于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与一些来自乡村的“打工仔”、“打工妹”一道苦心经营“打工文学”，一方面反对文学里已经僵死的技术主义，一方面要“现身说法”讲出自己真实的生存状态；表面上，是要以草根的精神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处境，但实际上，它们一味地展示血与泪，有点像当年的伤痕文学，因过多的不幸呈现使得诗人在不幸的故事里沉溺而无法“转身”。这种“再现式的写作方式”使得诗人几乎陶醉于一个个悲情的“故事”而忘记了“道义责任”。与其说“底层生存写作”强化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伦理，不如说它已经淡化了写作伦理。记得当年臧克家就以着力为不幸的一群雕像而知名，但是他是把“坚忍”与“苦斗”结合在一起来处理的，并非“无抵抗主义”。而我们今天的“打工诗歌”里只有惹人同情的“坚忍”——像臧克家笔下的“老马”那样，郁金有“像狗一样生活”的哭诉，但是它们缺少了臧克家的“苦斗”精神。这种状况我们不妨叫它“伦理羞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