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文学与构建和谐社会

      

      段亚兵（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打工文化会逐渐完成由传统到现代，由自发到自觉，由边缘到主流的文化转型。积极向上的打工文化是我国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对打工群体具有启发、教育、号召、凝聚、整合、同化的功能，藏艺于民的打工群体，汇集其强大的人才和创造活力，催生出思想成果和文化精品，成为当代中国重要的精神文化宝库和活力源泉之一，对当代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作用。

      外来工既是打工文化的建设主体，也是受打工文化改造的客体。在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中，通过文化融会和文化交流，与现代生活环境相适应的独具特色的打工文化，同时反过来也将影响城市文化生态的优化和活力的激发。

      我们今天在宝安召开第三届打工文学论坛就是认真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的实际行动。对我们建设和谐文化和构建和谐社会将会发挥重要作用，对提高深圳和全国的打工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水平、繁荣和发展文化艺术事业也会作出积极的贡献。

      张洪华（中共深圳市宝安区委副书记）：

      

      到目前为止，深圳市已经逐渐形成了以宝安宝城中心区为主，以大浪、沙井、福音三个街道为辅的打工文学生态圈，产生了像张伟明、戴有斌等一批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青年作家，还产生了以王十月为代表的“31区作家群”。可以说打工文化逐渐成为宝安独特的人文风景，丰富着宝安的文化内涵。

      在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使人民的文化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使社会主义文化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并特别强调要着力丰富进城务工人员的精神文化生活，这给我们宝安发展文化、特别是打工文化提供了更好的机遇。

      洪子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非常明显地体会到打工文学已经受到了主流的关注。这个主流包括多方面，一个是包括中国作协，或者各地的文联作协等等。另外就是现在主流的批评家和一些大学的研究者也在关注这个问题。同时，打工文学的写作者好像也有一种渴望得到主流文化承认的愿望，我非常理解像郑小琼、王十月这样的一些作家，包括更早一点的盛可以的这样一种愿望。

      主流主动关注打工文学是好事，主流文学能够给打工文学提供一些特殊的文学经验，但打工文学的那种批判的力量才是它最宝贵的东西。如果在主流的关注过程当中，这种力量慢慢地消失，慢慢被驯化，这就需要我们更多地注意了。打工文学和打工文化的确是一个重要的现象。

      谢冕（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打工文学的写作者和倡导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贵的情怀，我说的倡导者，包括深圳文联在内、包括深圳文化局在内、也包括深圳读书月在内，文学的悲悯精神在这里得到了重视。

      关怀弱者、关怀弱势群体，这种现象是当前中国文学所匮乏的，我们的文学有太多的高雅，太多的香车宝马、高尔夫球场、五星级大酒店，所缺的是对底层的关怀。所以，打工文学的贡献在于弥补了当前文学的一种缺失，而且还提供了一种新的审美尺度。

      我觉得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悲情上。悲情的表达是一个过程，我希望是一个过程。而且既然是文学，就不能宽容粗糙，这是我和一些论者不同的地方。不能宽容粗糙，不能宽容一般情绪的宣泄。文学就是一个高度，文学有它的标准。文学在这里应该得到提高，最后那种粗糙的东西、那种情绪的东西逐渐地消失，我希望两个世界变成一个世界。

      冯敏（《小说选刊》杂志副主编）：

      

      我还是希望打工文学要保持自己的特色，保持自己的本分，如果打工文学过早地进入主流，那么我觉得它的那种先锋性质就容易丧失，也就变得没有价值了。

      打工文学在深圳发展的速度是惊人的，虽然这些作品集中展示了底层民众的苦难，但我认为还写得很不够，而且写得还不深。打工文学绝对不是作家躲在书斋里编造出来的，也不是哪个人登高一呼就能告诉大家打工文学了。社会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我认为，底层文学也好，打工文学也好，昨日是边缘文学，今日可能还是边缘文学，但是它以它的革命性和文学的特质性表明它拥有明天，拥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