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 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8385(2007)03-0014-04 1 “新移民文学”的内涵及特征 “新移民文学”特指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出于各种目的(留学、打工、经商、投资等)从中国移居国外的人士，用华文作为表达工具创作的反映其移居国外期间的生活境遇、精神心态等诸方面状况的文学作品，主要代表作品有《我的财富在澳洲》(刘观德)、《丛林下的冰河》《到美国去，到美国去》(查建英)、《北京人在纽约》(曹桂林)、《陪读夫人》(王周生)、《哥伦比亚河谷》(戴舫)、《海那边》(严歌苓)、《流浪美国》(陈莱)、《三色太阳》(黄晓敏)等等。 作为在双重世界中穿行的文化两栖者，新移民深刻而独特的亲历和经验构成了别具新意的“元叙事”。从某种意义上讲，“新移民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坛上独特的风景，正是因其文本大量承载了厚重的文化意蕴，它对异国文化零距离的解读和对中国文化远距离的审视使其获得了特殊的审美效果。 带着母国文化的烙印闯入异国文化圈，注定了他们要在两种不同文化的冲撞撕拉中经受痛苦的磨砺。特殊的文化身份和经历为“新移民文学”作家的创作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素材，这是任何非亲历者所无法感受的。“新移民文学”作家在双重的文化背景下写作，“无论表现离愁别绪还是荣辱沉浮，他们的精神层面都打印着痛苦挣扎、渴望超越的痕迹”[1]。因此，表现东西方文化从冲突到融合并最终走向超越的嬗变历程，构成了“新移民文学”独特的存在价值。 2 “新移民文学”的文化嬗变 2.1 在冲突中融合 美国哈佛大学国际政治学者亨廷顿认为，世界政局正进入一个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冲突的根源既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也不是经济方面的，而是文化方面的。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发生，不同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2]。汉民族的文化价值观早已在新移民的潜意识深处凝聚成亘古难化的积淀物。新移民带着华夏文明的胎记和对西方文化的一知半解甚至是一厢情愿的解读去国离乡，当他们和异文化迎面遭遇时，不可避免地与其产生了诸多的矛盾和冲突。想象中的一切都被现实颠覆了，小到饮食起居、行为举止，大到宗教信仰、价值取向，所有这一切都令他们眼花缭乱、四顾茫然。这是不同的文化传统所致，而不能简单地用谁是谁非来评判。新移民是带着东方文化的基因投入到西方社会的，他们因身临其境而将东西方人生观念在碰撞与融合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困惑和艰难描绘得惟妙惟肖。 《陪读夫人》就是一部反映两个家庭、两种文化、两种价值观念及两种生活方式的矛盾冲突的佳作。以陪读夫人身份出国的蒋卓君是一位温婉宽容的传统东方女性，她为了一份优厚的工资到西好莱坞城的西比夫妇家当保姆，连同丈夫、儿子一起住进了主人家。两个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家庭朝夕相处，演绎了一系列文化惊诧：蒋卓君按中国几千年沿袭下来的习惯，让小汤姆朝天躺着睡，而女主人坚持用美国方法让儿子趴着睡，双方都为彼此的作法感到惊讶与不解；生着黄皮肤的中国人以白为美，而白皮肤的美国人却执意要晒黑……此外，关于能否教育孩子与别人分享自己的东西，有没必要从小对孩子灌输赚钱的观念，生命的意义是否也包括享受快乐等诸多问题，东西方文化都有着截然不同的答案。受雇于人的地位，决定了蒋卓君在某些问题上不得不遵从主人的意见，但这种以一方的委曲求全达到的表面适应并非是真正的文化融合，以西方人的眼光为圭臬看待东方文化的价值更是民族文化的悲哀。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融合应是建立在没有歧视、没有偏见以及人的平等基础上的彼此尊重。 在东西方文明的交融中，女主人的西方现代思维方式的个人本位原则受到了一次东方奉献文化的洗礼；而蒋卓君那受集体主义强化的奉献思想，也在美国“个人主义”的现代西方思维方式面前受到了冲击，逐渐接受了“任何体力和脑力的支出都是有报酬的”美国原则。“任何民族都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化，我们自己不是也和前些年大不一样了吗？无须一味地跟在别人后头，关键是适合我们自己。无论东西方文化有多大差异，我们最需要的是心灵的沟通，人类的最高的目的就是互相理解。”肤色不同的主仆终于在生日的烛光中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沟通。 新移民遭遇的文化冲突，不仅体现在与外部世界的磨合上，也以内省的方式表现出来。就像刘观德所说：“入国门需要签证固然不易，融入社会勿需签证却是更难。两个国度的人都有一堵无形的壁垒，其中半壁人为垒起，半壁自然形成；中国人进入澳洲人的壁垒不易，逾越自己的壁垒亦难。”[3]《流浪美国》中赴美访问的学者老许对到餐馆工作深感失落，端盘子这在以自食其力为荣的美国人眼中自然无可厚非，但中国的传统文化则认为这是“下九流”。当老许碰到国内曾经的同事时，觉得自己很丢人，再加上社会地位的巨大落差，使他产生了深深的失落感。《三色太阳》中已在国内取得哲学博士学位的余人到法国后，对妻子给他找了个看仓库的活儿十分不满：“一股火直往上蹿。他到底是堂堂正正的博士！别人轻看了也罢了，自己的老婆也认定他只能干这个？”在“新移民文学”中，文化层次较高的主人公几乎都有此经历，如《我的财富在澳洲》中的罗伯特·牛，《绿卡梦》(毕熙燕)中的邹易，《早安，美利坚》(薛海翔)中的吴迪，《茫茫东欧路》(凌一鸣)中的梁军，等等。他们在国内市场经济刚刚起步时离开了祖国，不曾经受市场经济的风吹雨打，骤然投入商品经济盛行的西方社会，经历着外科主治医生做面包、哲学博士洗碗打杂、画家风餐露宿摆画摊、大学讲师清晨扫大街的尴尬。此时，他们会想到自己的知识分子面子和文化价值吗？会记起自己在国内引领时代步伐的先锋者身份吗？可以说，比之同时期国内知识分子的生存焦虑，这些客居他国的文化人在杂沓纷纭的当代文化漩涡中更加觉得失去重心，不知所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