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0292(2007)06-0219-04 当下，动物叙事型的民族文学作品可谓兴盛。《狼图腾》的销售量早已超过了50万册，“说狼”、“习狼”、“思考狼”成为文化盛宴的一道大餐。而《藏獒》则以绝对优势击败了《秦腔》、《空山》、《兄弟》等作品，赢得了“2005长篇小说年度最佳读者奖”，名列2005年度中国小说学会长篇小说排行榜榜首，并获新浪2005年度优秀图书奖。其实，以动物叙事为模型进行民族文学创作并取得成功，上述作品并非先例：张承志的《黑骏马》获得中国作家协会第二届(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乌热尔图的《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岔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分获1981年、1982年、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8年，短篇小说《老人与鹿》又获首届全国儿童文学奖。因此，在“全球化”肆意与文学市场冷清的当下，动物叙事型作品的成功不仅是民族文学的再次繁荣，也是当代文学发展的新亮点，预示了当代文学走出困境的新契机。 一、民族文学“动物叙事模式”的提出 何谓叙事，徐岱认为是“叙述+故事”[1]5，叙事就是采用特定的言语表达方式讲述故事，而故事是由一系列的事件构成。热奈特在《论叙事文话语——方法论》中谈到了叙述的含义：1.叙述指陈述语句，口头的或书写的话语，用来联贯事件；2.叙述指构成这段话语主题的一连串真实的或虚构的事件以及它们之间的各种关系，如衔接、对比、重复等；3.叙述也指一个事件，但不再是所讲述的事件，而是指某人讲述某事这个事件，即叙述行为本身[2]188-189。因此，叙述的作用主要是通过与它所叙述的故事的关系、自身所涉及的叙述活动来体现。 《七岔犄角的公鹿》叙述了“我”与一头七岔犄角的公鹿的故事，其中“我”是猎者，而公鹿是狩猎的对象，这是一种敌对的矛盾关系，继而发展成“我”是欣赏者、崇拜者，而公鹿是倾慕的对象。二者的关系也发展成友好。《黑骏马》讲述的是我(白音宝力格)与女主人公(索米娅)的爱情故事，其中黑骏马(钢嘎·哈拉)不仅是草原歌曲的名称，也是故事情节发展的连接者、见证者和中介者。在《狼图腾》中，“我”与狼的关系经历了从惧怕、有意接近到崇拜的发展过程，从而串连出飞狼吃羊、狼捕捉黄羊群、狼于风雪之夜奇袭战马；由“我”养狼，最后灭狼的一系列事件，在这里狼一直是叙述的对象、载体和叙述行为的发生者。而《藏獒》通过上阿妈草原与西结古草原的世仇，引出了冈日森格、那日、果日、獒王虎头雪獒、饮血王党项罗刹等与藏獒有关的一系列事件，小说自始至终都流淌着对藏獒的喜爱崇敬之情。 从叙事学的角度分析来看，无论是公鹿、黑骏马，还是藏獒和狼，都具有一些叙事学意义上的共性：对于故事本身来说，这些动物都是作品所极力描绘刻画的对象，是情节的驱动者和情节展开的载体；从叙述话语和故事构成来谈，这些小说显在的叙述者都不是动物，而分别是文中的主人公“我”，只有《藏獒》是借父亲的口吻来叙述的，然而从故事隐在发生线索来看，动物又都起着事件之间的连贯作用，与显在的故事叙述者构成互补，共同维系着故事的圆融性；从叙述者与故事展开的关系来看，动物都起着衔接、对比等重要作用，如这四部小说都蕴含着人类世界和动物世界的对比，同时两者又是相互交融、相互依存的，人之精神与动物之气质相互映衬、相互凸显形成了浑融而又对比的二元格局，如《黑骏马》中当白音宝力格成年之时迎来了钢嘎·哈拉，同时小说又以乐曲《黑骏马》开头，这些都与事件的展开构成了铺陈、衔接、象征的叙述关系，也使整个小说得以在一种全知型叙述模式下展开。从叙述行为本身来看，在《藏獒》中，动物(藏獒)常常人性化，具有自身的情感、智慧，从隐在的叙述者转变成显在的叙述者，叙述行为的发生在两者的交替中进行，协调了事件之间连接的逻辑性，使得事件(藏獒之间厮杀、人类世界里的仇恨演变等)、故事(藏獒如何中心护主)、叙述者(父亲与几只藏獒)、叙述行为成为一个有机的叙事系统。 因此，上述小说是一种动物型的叙事模式：小说的情节是由人和动物两种视角交替推动发展的，从人与动物的多维视角来展示动物的精神世界，并以此来隐喻或象征其对应的不同的民族精神，从而反观烛照人类的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亦实现民族精神对现代精神的改造与重铸。这种叙事模式的采用，构造的是个体的人、动物界、族群三维的多元关系，是以动物世界为观察人类世界、自然界乃至整个宇宙的切入点，再现了人类精神的复杂性，这也是此类小说成功的原因所在。 二、重弹：动物叙事型民族文学作品的原生态写法 从横向的地域跨度来看，时代精神影响着文学作品的取向；而从纵向的时间维度来看，风俗即民族文化是文学作品得以产生的底蕴，规定着作品的话语体系。重弹是指动物叙事型的民族文学作品以原生态的创作方法对这种风俗影响的回应与再书写，而原生态写法就是指回归动物与人类生活的本真世界，回归本民族的传统精神，以此来对抗当代小说媚俗与平板的写作趋势，抵抗现代人精神世界的空虚与堕落。 首先，动物叙事中的动物都有着久远的神话传说和深厚的民间文学给养。《黑骏马》中所诗意讴歌的骏马就常常出现在蒙古史诗、神话中，如在史诗《阿尔泰孙本夫》中，英雄阿尔泰孙本夫来到未婚妻家乡后，姑娘的父亲巴德玛散布汉要求英雄给他们抓来腾格里的三匹金黄色骏马，英雄排除种种险难，终于抓回来那三匹骏马，才娶回了姑娘。乌热尔图所钟爱的鹿也不例外，段成式《酉阳杂俎·镜异》就记载了一则关于鹿的神话：“突厥之先曰射摩舍利海神，神在阿史德窟西。射摩有神异，海神女每日暮，以白鹿迎射摩入海，至明送出，经数十年……”而在鄂温克族中，鹿是他们的图腾，也是他们生活的帮手和生活资料的来源之一，而藏獒是由一千多万年前的喜马拉雅巨型古鬣犬演变而成的高原犬种，是犬类古老的活化石，六千多年前才被驯化，在青藏高原一直占据着神的位置。“在藏传英雄格萨尔的口传故事里，那些披坚执锐的战神很多都是藏獒……二郎神的哮天犬，也是一只孔武有力的喜马拉雅藏獒。”(《藏獒·序》)狼的传说更是汗牛充栋，难以计算，狼一直就是游牧民族的崇拜对象，在《狼图腾》一书中记载了大量的关于狼的故事传说，深刻地指出了狼在游牧民族心中的神圣地位。可见，动物叙事型的民族文学作品受哺于民族文化，又担负了繁衍、传承民族文化的重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