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后，南京成为二三十年代最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集结了众多文化精英，形成新旧文学共存的独特的文学繁荣景象。辛亥革命后，大部分知识分子进入大学，通过这个相对独立的领域，融合吸纳中西文化，进一步更新和传播知识体系。南京高校也不例外，既是传统文化的重镇，又在新文学的构建过程中融合文化保守主义传统与新文学理念，创造出新旧兼备的新文学范式。有人认为古典文学在二三十年代的南京文学中占绝对优势，新文学思潮没能得到广泛接受，南京高校也没有培养出有影响的新文学作家。这种说法有失偏颇，南京传统文化的辉煌并没有遮蔽新文学的光彩，虽然新文学活动没有古典文学活跃，在南京整体偏于保守的文化环境中没有得到有力支持，但在南京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新文学大潮和南京高校宽容校风的共同作用下，南京的新文学创作形成了中西杂糅、新旧融合的独特面貌，不仅在形式内容上与传统文学活动有明显差别，与“五四”以来倡导的新文学运动也有不同。它不以社会功利目的为生发点，秉持自身的艺术准则。正是由于南京的新文学创作无法明确归入当时流行的某种文学社团或流派，即便这种创作更贴近文学本质，也没能得到应有的重视，是新文学研究中“被遗忘的角落”。 南京新文学活动的独特属性在二三十年代南京的重要高校：南高师—东南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中格外凸显。东南大学受“学衡派”的影响，反对新文学理念，除“东南剧社”的活跃分子侯曜、顾仲彝外，培养的新文学作家寥寥无几。这并不意味着东南大学在新文学创作方面毫无贡献。心理学系主任陆志韦在新诗创新方面就颇有建树。他不是职业文学家，不拘泥于文坛规范，自幼接受的传统文化熏陶和虔诚的宗教信仰让他的诗“不中不西，不新不旧”。①1923年出版的诗集《渡河》中既采用白话文形式，又保留了传统诗歌的韵律，这种韵律并非古诗中为合辙押韵而雕琢字句的格律，而是在借鉴中国词曲的基础上进行的新尝试，是白话诗中自由的有意义的韵律。这种手法来源于陆志韦对中国长短句的借鉴，他认为长短句吸取了词曲的长处，又吸纳了自由诗的宽雅，是表情达意的最好的工具。在《如是我闻》中他汲取了长短句的精髓，并大胆地破除平仄四声，以白话助词“的”和代词“他”收尾押韵，简洁通脱，既没有拘泥于韵律，又顾全了诗歌的体式，使诗歌富有音乐美，形成了清新跳荡的风格。在《台城下有一个新坟》中，他以一位死去的士兵的人生遭遇愤怒控诉了军阀争战带来的痛苦，并在结尾处从自身信仰出发指出了宗教救赎的道路。诗中描述了荒年贫民“不杀人，不抢人”就得“挨饥忍饿”，为谋生而充当遭人唾骂的军阀走狗，苟延残喘还不及死了干净。诗人从士兵的遭遇引申到平民大众，指出这是时世带来的痛苦，也是所有人命定的悲剧。沉痛的叙述中隐藏着作者对黑暗现实的愤懑，对百姓苦难的同情和对战争牺牲品的哀怜。陆志韦的诗集出版后，没有受到文坛的关注。直到1935年朱自清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时选入了他的七首诗，并大力赞扬他在诗歌形式、音律上所做的开创性的努力，陆志韦的新诗成就才得到广泛认识。今天看来，陆志韦的新诗创作刻意回避了当时文学大潮的影响，在严酷的社会状况下以新奇的语言形式抒发了内心的真实感受，是20年代南京新文学创作中极富开创意识的组成部分。 东南大学的特别生卢前也是南京新文学构建的主力之一，他是吴梅的“第一高足”，在诗词曲赋上尽得其真传，也是南京新文学创作中难得的多面手，20年代出版过白话小说《三弦》，新诗集《春雨》和《绿帘》等。卢前的新文学创作受到当时风起云涌的“文学革命”的影响，展示了二三十年代新文学思潮的走向和个人的独特才情。《三弦》以五四时期的热门话题为题材，在恋爱、婚姻、道德等方面进行探讨，在思想深度、写作技巧和生活积累方面，与其他五四作家一样显得不够成熟。但卢前深厚的国学素养使小说文字清丽，结构严谨，有唐宋话本小说的韵味，尤其古典诗词的灵活嵌入，使小说文采斐然。卢前的新诗形式上比较贴近白话诗歌，不追求韵脚平贴，使用俗字俗语和新式断句方法；又不脱旧体词曲的痕迹，字句、典故的运用非常娴熟，重情致、营意境的手法与传统诗词毫无二致。他的诗集出版后，有人对这种诗歌的归类提出质疑，认为既不是纯粹的新诗，也不是旧体诗。为此卢前提出了新的诗歌观念，认为不必拘泥于形式上的新旧，只要不失“诗”的本质，能够描景叙事、表情传意，就应算做好诗。这一说法虽没有得到广泛认同，卢前以此为依据创作的新诗却大受欢迎，许多诗谱曲成歌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本事》这首情诗1926年发表后，受到青年推崇，至抗战时期仍广为传唱，直到70年代台湾作家三毛在散文《梦里花落知多少》中还在文章结尾引用这首诗，琼瑶则在小说《船》中还让女主角反复演唱这首诗歌。 卢前的新诗展露了作者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及传统文人的审美意趣。在闻一多最欣赏的《绿帘无语望黄花》中三次用“绿帘卷不尽的西风”开篇，灵活化用了诗词“蓝田日暖”、“高山流水”等，并在诗中融入了曲的表达形式，“没来由”、“漫说道”、“无端”等曲子中常用的串词让整首诗带有浓厚的古典意味。《蛾眉曲》中“镇日价愁思不定”，化用了《西厢记》里“镇日价情思睡昏昏”，“前度刘郎”借用了刘禹锡的《再游玄都观》中的诗句“前度刘郎今又来”。《帘底月》中直接引用《牡丹亭》中的名句“良辰美景奈何天”。《花鸟吟》中“爱惜春光，莫待花儿老”一句化自《金缕衣》中诗句“花堪折时直须折”。类似例子举不胜举，由此可见卢前的新诗虽与旧体词曲形式上有所区别，但白话诗歌形式之下传达出的仍旧是传统文人的审美指向和古典浪漫主义情怀，是自觉融合新旧文学特征的创作。 除单个作家之外，南京新文学社团及其创办的刊物在语体和审美性上同样兼具新旧文学的特质。1930年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学生常任侠、汪铭竹、孙望、程千帆、滕刚、章铁昭、艾珂七人组织了新诗社团“土星笔会”，并出版了刊物《诗帆》。成员们对古典文学很有兴趣，频繁参加教授们的旧诗集会。同时在新文学的影响下他们希望用入门更容易、形式更自由的白话诗歌来抒发青春期的种种苦闷和感触。他们没有严格的新诗概念和明确的思想倾向，不追随当时的诗歌主流，不写“商籁体”，不作政治宣传口号诗，②在翻译外国诗歌的过程中学习现代主义诗歌，又吸纳了传统诗词的营养，借鉴戴望舒灵活化用古典意象的创作手法，以欧化语体和无韵的形式进行创作。他们的诗显示出相当纯熟的现代汉语功力，文字简洁明朗，句法稳中有变，将口语、文言和外语语法杂糅交错，形成一种独特的语言风格，充分显示出汉语所独具的诗性特色。诗人们从唐诗和宋词中汲取营养，运用诗词中常见的意象或典故来传达现代意义的情绪，让人耳目一新。常任侠以词牌“相见欢”为题名，程千帆以词牌“台城路”为题名，用达摩面壁等佛典来描摹心境。他们的诗歌取材广泛，纵横古今。程千帆在《绣枕》和《绣枕新题》中描摹了闺中少女带着薄愁的寂寞情怀，“古旧又新鲜的恋情”让人费尽思量，没有反抗的勇气又挣脱不开少年情怀，意境与古代的闺怨诗相似。他们还善于追寻古典意识的现代意义，在绛燕(沈祖棻)的《给碧蒂》、《来》、《过客》中的爱情既有中国传统道德所崇尚的忠贞专一的特色，又有现代女性独立自尊的烙印，失去爱人不必自怨自艾，要继续“唱自己的歌”，坚韧与温柔恰到好处地凝成现代知识女性细腻的情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