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7)06-0176-05 如果说，“莽汉主义”文本中的反文化与戏谑的巴蜀式调笑品格，还多少具有堂吉诃德式的真诚、莽撞、憨厚与悲壮的浪漫人文意味，那么到了“非非主义”那里，这种调笑几乎蜕变为文字游戏。“非非主义”的创作实践文本不再具有“莽汉”式的幽默、反讽、戏谑的谐趣美感，不少文本单剩下文字的自由方块运动，创作也几乎沦为“语言拆解的乐趣”[1]，难以嗅到一丝人文气息，它无师自通地禀承和呼应了作为当代世界性文化思潮的后现代主义。它无拘无束、无所畏惧，亦无所信仰，它以解构的姿态宣布传统形而上学话语在今天的失效，它使正统之流的意识形态失控于它，它以迥异于传统的语言策略消解以往诗歌既成范式……总之，“非非主义”作为一个分布很广的团体，作为一个观念纷繁复杂的诗歌学术组织，一个进行超语义实验的诗歌的摇滚乐团，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我们的现时代诗坛，贡献了许多全新的东西。 跟莽汉们一样，“非非主义”诗人的动力源泉来自于“对抗性”写作激情。在“非非”诗人看来，朦胧诗年代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严重对抗还远未结束。作为“非非”代表性诗人的周伦佑在《红色写作》一文中指出：“刚从工具角色中脱身出来的现代诗，连艺术的起码前提：非意识形态立场和纯粹意识都还没有完全获得，并且，现代诗自始至终都在为其基本的生存条件——创作自由及出版自由的缺乏而危机着”[2]。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非非主义”极端否定和对抗的现实动因。同时从另一方面来看，“非非主义”和“莽汉主义”一样，他们地处僻远的四川盆地，无疑倍觉压抑而不免产生“出川”情结和反“北京中心意识”，因为巴蜀本身拥有自己悠久宏富的文化传统。在巨大的“文化重压”面前，他们几乎跟兄弟般的莽汉们共同喊出了“反文化”的口号。“这个‘文化了的世界’它的最基本的危险在于：它具有一种暴力来迫使后来的人们把真正的世界一眼看成语义中的那样子。无辜地接受‘语义的强加’”。“反文化是一场屁股对抗脑袋的运动。那些皓首银发的脑袋，端庄严肃的脑袋，继宗教之后用他们高贵的前额建立起一个理性的世界。他们强迫人类坐下，叫他们用几何、逻辑、道德解释宇宙，并把这些毫不相干的东西塞进厌听的耳朵。脑袋是至高无上的。”[3]至此，文化成为他们反抗的对象，一个个以笔代枪，向着一切影影绰绰的“敌人”发起了疯狂的进攻。一场文字领域内的造反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由于“非非”诗派更多的是通过其宣言来表达自己的主张，这就造成他们理论的宏大与创作的疲软之间巨大的反差。吴开晋先生曾指出，“非非”的理论建构，显得过于辉煌，而创作又显得那么疲软无力，这就构成了极大的反差，使人们对其终极目标不免产生怀疑。[4]因而他们往往是“行为大于实绩，宣言大于作品”。像“第三代”其他诗派一样，“非非主义”“反文化”的直接攻击对象其实就是朦胧诗比喻性的写作范式，这一点在“大学生诗派”代表性人物尚仲敏的《反对现代派》一文中有过较详细的说明： 反对现代派，首先要反对诗歌中的象征主义。象征是一种比喻性的写作，据说只有当比喻是某种象征时，才能够深刻动人，因为最难以捉摸才最完美，象征主义造成了语言的混乱和晦涩，显然违背了诗歌的初衷，远离了诗歌的本质。波德莱尔的“象征的森林”难道不是对森林的剥夺和强加吗?森林向我们暗示过什么呢?森林在，我们也在，这就是我们和它的全部关系，谁也无法凌驾于谁之上。艾略特对现代派文学讲过一句话：像你闻到玫瑰香味一样地感知思想。此外他还有过“潮湿的灵魂”这样的句子。[5] 反对隐喻，反对意象，反对崇高，反对历史与文化，最终在写作行为中落实为反对语言。因为语言是一座囚牢，它往往以许多被假定着的意识形态、文化模式而貌似先天性地制约着言说行为本身。反抗文化，就必然意味着一种语言的自觉，挣脱语言中那些假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模式而使遮蔽的存在得以澄明和彰显。作为人文传统的最集中的体现，书面语言是承载文化信息最为深厚的部分。所以对语言的反抗首先就是对书面语言的反抗，进而转入对隐喻性最少、象征性最弱而没有深度的口头语言的使用。当后期朦胧诗在对“史诗”的追求中而变得日益矫饰、繁复、华丽的时候，“非非”诗人们终于变得无法忍受了，再也不能容忍那些标签似的术语，褪色空洞的成语，堆砌铺张的形象，和充满书卷气、脂粉气的诗。于是他们从诗歌对日常语言的戏拟开始，其首要目标在于破除人们对传统意义上诗歌概念的迷信。诗语革新最初避免不了二元解构的嫌疑，但这种对诗语的否认随即就演变成一场漫无边际的语言游戏了，同时也给予了诗人以“抚摸”和“谛听”生命的巨大勇气。在这场“话语哗变”之后，我们到底对新诗创作获得了什么别样启示?在由象征主义体系转向行为主义、直觉主义体系中又形成了哪些游戏规则(艺术秩序)?大致说来，“非非主义”游戏般的诗语戏拟方式有以下几种： 其一是从反语言精致的自动写作，走向对语感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