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人们习惯于把邵燕祥归入“归来者”或“复出”的诗人群。在1980—1985年的六年间，邵燕祥一手写诗，一手为文(杂文)，成为那段时期最活跃的中年诗人之一。其诗人之名，常常与公刘、白桦、流沙河、胡昭、孙静轩、昌耀等有着共同成长经历和政治遭遇的诗人列在一起，而其杂文家之名，更已为人熟知。单就社会影响力而言，杂文《论不宜巴望“好皇帝”》和《人是有尾巴的吗?》似乎已超过了诗作《假如生活重新开头》与《愤怒的蟋蟀》。不过，在这六年间，邵燕祥出版的诗集是八种，杂文集却还尚未问世，从创作数量上看他主要还是一位有成就、有影响的“归来者诗人”。 可是随后，这种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最显著的标志是：在1986—1996年的十年间，邵燕祥却出版了十九种杂文随笔集，而只有四种诗集。这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作为诗人的邵燕祥已然渐渐淡出，作为杂文家和思想者的邵燕祥方才步入炉火纯青之境。以至于在将近二十年之后，王伟明对诗人进行访谈时，提出了因访美而“弃诗就文”的疑问。 即使是在1997—2006年的又一个十余年间，就出版的著作说，邵燕样的28种回忆录与杂文随笔集更是远远多于两种诗集(香港版的《短诗选》和大陆版的《打油诗》)。如果说“变”，不知这算不算创作文体与数量比例方面的“变”? 另一方面，也还存在一种说法，就是王伟明在访谈时间到过、诗人本人也数次提到过的“杂文比新诗好”以及“旧体诗比杂文好”。无法核实说这些话的人提到的“新诗”是作者哪一阶段的作品，也不知道说这些话的具体背景。而在诗人，却有着属于自己的苦衷和辩解：“我以为，在我的写作生涯里，首先是自由诗，写了大半辈子，虽有很多败笔，其中毕竟有我的梦、我的哀乐、我心中的火和灰……”(《自序》，《邵燕祥诗抄·打油诗》) 那么，如何看待诗人邵燕祥在1986年以后诗集出版远不如文集出版的数量这一现象?又如何理解所谓“杂文比新诗好”的评价以及诗人自己的辩解呢? 不错，在1986年之后，邵燕祥在言论、思想方面的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他的诗人身份，写作的重点也的确已不在诗歌方面。但另一方面的情况是：正如诗人回答王伟明提问时所说：“那段日子没有弃诗就文(以后也从未弃诗就文)”，在临近1990年代以至此后的二十年(1988—2006)里，其对现代诗的写作反而呈现出令人惊讶的自觉状态。只不过除了《也有快乐也有忧愁》和《邵燕祥诗选》，绝大多数新作没有单独结集出版而已。如果说，在言论、思想方面的自觉大幅度提升了邵燕祥杂文思想力度的话，那么这种自觉同样对其诗歌写作产生了重大推动力，可以说，从早期单纯、热情的“政治抒情诗人”，此时的邵燕祥已经因年龄、思想、艺术等诸种因素的影响而成为一个沉思型的思想者诗人。一个诗人的成就显然不能仅仅从诗集数量的多少加以评定。 至于“杂文比新诗好”，也还有需要推敲的地方。一是所谓“好”，其含义是什么?是思想性更强因而社会影响力大还是艺术上更具功力?二是这里所说的“新诗”是邵燕祥所有的新诗作品还是某一阶段(比如50年代至60年代或者70年代至80年代)的新诗作品?这里不去推测其具体所指，且说个人对邵诗在近二十年间思想、风格、艺术表现诸侧面嬗变的点滴印象。 还在1980年代之初，邵燕祥回忆过自己作为新中国建设者和青年诗人对当时所谓“政治抒情诗”从不自觉到自觉的个人经验，由人民日报文艺组的来信使他“比较明确了‘政治抒情诗’这个概念，力求从政治的高度来处理工业建设之类的题材了”。此后，尽管这种全心全意的忠诚并不被理解，甚至反复遭到质疑和诘问，其从事写作的“政治的高度”还是保持到诗人“归来”后的1980年代。因为在“归来”之初，虽已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依次出现，而“伤痕”还只是与“时代”同步、对政治创伤浅层次的个人倾诉，“反思”也不过是站在主流政治的角度以今日之“是”反思昨日之“非”而已，离“五四”文学的宗旨尚远，更遑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启蒙主义或理性式反思。因此，对1970年代末直至1980年代初邵燕祥类似于“伤痕”、“反思”式的抒情诗，我以为仍然可以视为特定意义上的“政治抒情诗”的延伸。 要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启蒙主义或理性式反思，客观上固然需要形成滋养启蒙精神和理性精神的文化环境，但更需要的是主体个人的启蒙与自觉。以这个标准检验当代诗人甚至所有从事文学写作的当代文学家，不管他是工农兵文学家还是知识分子文学家，恐怕没有几人能够经得起检验。 大多数人只能做到在外在文化环境的推动下逐步由蒙昧状态开始自我启蒙，在“归来者”当中，穆旦、蔡其矫可能是最早摆脱政治迷信的诗人，而在1980年代，整个文学、文化界开始大声疾呼“人道主义”、“文学现代化”、“主体性”的气氛中，邵燕祥从先驱和后进那里获取精神资源，逐渐成为在“思想解放”(姑且借用那时的流行语)方面走得最远而又义无反顾的一个。不过他所使用的不是“思想自由”或“启蒙主义”这些术语，而是以“良知”或“良心”透视社会历史特别是当代社会。而且，这种“思想解放”也并非一次性完成，而是逐步深化、由情感体验渐趋理性思考的。 “良心”、“良知”，现代版《辞海》均以《孟子》为典范例句，并说明前者谓“本然之善心、仁义之心”，后者“指天赋的道德观念”(所谓“不虑而知者”)。可知属于儒家学派的道德术语。而在今天，一般说都不是特指，比如“良心”乃指“存在于内心的是非、善恶之认识”，却仍然属于道德范畴。至于这道德所含的具体的是非标准，是否与“五四”以来的“人道主义”和“启蒙主义”一致，则应到邵燕祥的诗中去寻找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