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071(2007)06-0131-06 对中国新诗发展史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抗战诗歌朗诵运动有何诗学意义，其“重要影响”的诗学内涵如何阐释，抗战诗歌朗诵运动如何分期，20世纪的诗歌朗诵运动发端期在什么时候，诸如此类问题，都与“朗诵诗”文体形式的诗学认识密切相关。如，什么是“朗诵诗”的本体特征?“朗诵诗”是否古已有之?“朗诵诗”是现代新诗的一种文体形式吗?“朗诵诗”是否体现了现代新诗形式建设的方向?等等。迄今为止，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比较透彻的诗学阐释。21世纪初，中国新诗的诗体建设又一次成为诗坛理论争鸣的热门话题，故而，学术界有必要从现代诗学的认识高度，重新梳理“朗诵诗”相关论争及其诗学命题。 “朗诵诗”概念是在抗战诗歌朗诵运动中诞生的，它首先特指一种以朗诵新诗为主要手段，为现实斗争服务，作为一种宣传工具和政治活动形式的抗战诗歌运动。这是抗战文学运动所赋予的历史形态，体现了它的不容否定的历史价值。其次，“朗诵诗”又具体指称专为诗歌朗诵活动写作的新诗文体，满足听众当下社会心理需要是其主要创作目标，群众性听觉艺术接受需要的空间形式，决定了其大众化与民族化语言表演形式的鲜明特征。再者，“朗诵诗”作为现代诗学文体论形而上认识的诗学概念，对新诗文体形式所体现的回归传统诗学“诗本体”的潜在冲动，给予理论上的认定(当然还包括相关概念的论争)，这种“新诗中的新诗”(朱自清语)，是语言表现的视觉艺术与语言表演的听觉艺术，在诗美形式上的完美整合，应该是理论上演绎的新诗艺术不断追索的美学境界之一。受时代的限制，“朗诵诗”上述诸多诗学内涵在抗战诗歌朗诵运动的热烈争鸣中虽然都提到过，却未能在理论.上获得具体解决。本文在重新梳理抗战诗歌朗诵运动史料，阐释有关“朗诵诗”文体论争中各种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观照“新诗中的新诗”论断依据及其诗学价值，并从“诗本质”体现的认同上，论析“朗诵诗”文体形式最根本的诗学特征。 一、“朗诵诗”活动、“朗诵诗”文体及其截然对立的观念 “朗诵诗”作为新诗文体形式的概念，是在抗战诗歌朗诵运动掀起之后才出现的。“朗诵诗”活动，即新诗朗诵活动则出现在此前，因为面对受众主体意识的不同，从而显示出截然对立的诗学观念。 “朗诵诗”所指的新诗“朗诵”活动，抗战前十余年(1925.5—1937.6)是以新诗音节的写作和诵读试验方式进行的，“朗诵”活动成果实际成为抗战诗歌朗诵运动的主要诗学源头。其主要有20世纪20年代中期闻一多主持的新月社新诗音节的诵读活动，30年代初在朱光潜家中举办的北平读书会的朗读活动，以及稍后的中国风谣学会语言、文化学者的朗诵活动等。朱自清说：“战前已经有诗歌朗诵，目的在于试验新诗或白话诗的音节，看看新诗是否有它自己的音节，不因袭旧诗而确又和白话散文不同的音节，并且看看新诗的音节怎样才算是好。这个朗诵运动虽然提倡了多年，可是并没有展开；新诗的音节是在一般写作和诵读里试验着。”[1](P97)这一时期，新诗朗诵运动未能实际展开的根由在于，新诗朗诵的目的与形式限制了受众面，在沙龙式知识精英圈子里，虽然相关理论、实践的意图非常清楚，群体组织的意识和规模却不可能上去，不符合现代汉语“有组织、有目的的大规模群众性活动”[2]的“运动”本义，亦不可能发展成为“运动”。更重要的是，“新诗音节的写作与诵读实验”，并没有考虑大众需要的诗歌社会功能问题，所以，群体“运动”规模式的参与是根本不可能的。 其实，于1932年9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国诗歌 会，针对上述新诗“小圈子”的诗学趣味，“有组织、有目的的大规模群众性”的诗歌朗诵活动，一度在紧锣密鼓地筹划之中。任钧就非常强调中国诗歌会为诗歌大众化和抗战诗歌朗诵运动提供的经验，他说：“中国诗歌会的诗人们，一方面为要将自己的作品直接送到大众当中去以期获得特定的效果；另一方面，也要为使在当时差不多已经完全变成了视觉艺术的新诗歌，慢慢地还原为听觉的艺术起见，曾经非常注意到诗歌的朗诵(当时称为朗读)问题。在举行研究会的时候，曾经好好地把有关朗诵诸问题作过详尽的研讨，并曾利用各种机会试行朗读。《新诗歌》旬刊上也载过任钧所作的一篇《关于诗的朗读问题》一文，这很可以证明当时大家对于诗朗诵已经感到浓厚的兴趣。不过，这一运动，虽然已经开了端，但却没有好好地展开；直到抗战爆发后，才给重新提起，而获得飞跃的发展。”[3](P81)事实上，面对大众“朗诵诗”的诗朗诵活动，早在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决议》中就明确地提出来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之四，是必须研究并且批判地采用中国本有的大众文学、西欧的报告文学、宣传艺术、墙头小说、大众朗诵诗等体裁。”[4]不过，该决议中“大众朗诵诗”诗体形式的说法，似乎是对“朗诵诗”面向大众通俗化而强调的，至于“朗诵诗”文体形式则没有相应的诗学界定和必要的文字说明。 全面抗战爆发之前的“朗诵诗”活动，实践者所在对立群体的派别特征是非常鲜明的，一方是依托“左联”的杨骚、穆木天、任钧、蒲风等为核心的中国诗歌会诗群，另一方则是被近年诗学研究者称之为“现代派”的朱光潜、梁宗岱、冯至、孙大雨、废名、卞之琳、何其芳、林庚、曹葆华、林徽因、周煦良等北平读诗会的主要人物。后者“集中兴致探讨的一件事情，就是新诗究竟能不能诵读?诵读有无成功的可能性?诵读已经得到多少成功的经验?读诗会差不多让所有当时在北方知名的新诗人和关心新诗前途的人会集到一起，在诗美学的层面结合诵读实践研讨新诗本体形式问题”[5](P226)。中国诗歌会诗群主张现实主义诗学观念，以“诗的意识形态化”和“大众化”为诗学旗帜，强化新诗要承载国家和民族意识，服务大众、体恤民生的社会功能，其“朗诵诗”活动立意不在对诗本体形式的探究，更感兴趣的是面向大众的新诗朗诵技巧及其实际运用的“广场”社会效果。这两个群体不同的“朗诵诗”活动价值取向，成为抗战诗歌朗诵运动中“朗诵诗”论争的导火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