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命名是对一种文学现象内涵和外延的界说，所谓“界说者，抉择一物所具之同德以释解其物之定名也”[1]1，“诚妄之理，必词定而后可分”[1]18。一种命名应该是对相对应的文学现象的浓缩性的总结，是一种后发性的语言称谓行为。在以实证为特征的现代阐释体系下，一旦一种文学命名确定下来，就从根本上框定了这种文学现象的基本书写倾向和审美原则。因此，命名的内涵就必然具备相对的稳定性和客观性，成为一种语词所指和能指相契合的意义蕴涵。而命名内涵的相对稳定和相互之间关系的明晰，正是现代话语体系成熟的一个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察中国现代新诗的阐释话语时，命名自然就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 现代意义上的阐释话语是从严复对西方实证思想的翻译开始的，严复对穆勒名学的翻译和以“案语”为形式的创造性理解，标志着新文学萌生以来，文学阐释话语已经彰显出其独特的现代意味。作为一种语际交流，翻译曾经在现代新诗萌生和成长的过程中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当胡适将译诗《关不住了》作为新诗创作的“纪元”时，现代新诗的美好蓝图就在厚重的翻译堆里渐渐地勾勒出了大致的轮廓。另外，诸多的现代诗人大多兼具翻译家的身份，象征诗派的李金发，现代诗派的戴望舒、卞之琳，“中国新诗派”的郑敏、袁可嘉等，在这些足可以代表新诗某个时代最高成就的诗人那里，我们可以鲜明地考鉴出西方诗歌影响的痕迹。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说，卞之琳将新诗的诞生归结为对西方诗歌的“模仿和翻译”[2]，应该是一个不虚的事实。相应的，现代新诗的命名也在很大成程度上取决于翻译，翻译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规范着现代新诗的阐释范式。 宽泛而言，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语符的相互转换，它实际上蕴涵着一种内在的语言交际理念，不同族群之间语词体验的互相应和。囿于语言符号本身的特性，实践意义上的等值置换的翻译理想，很难在翻译的原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实现。于是在翻译的过程中，原语言与目标语言之间也就存在一个抵制与归依的翻译选择问题。所谓抵制，也就是原语言中的诸多语义质素对于目标语言而言具有不可译性，从而产生翻译上的盲区，甚至是误读。比如英语诗歌中的“视韵”对于汉语诗歌而言就很难翻译，即便是模仿相似也很难将其同诗歌的内在意境构造恰当地融合起来。原语言的这种抵制实际上就为目标语言在理解上设置了难以避免的障碍，似是而非的“意译”也就应运而生。一般来说，这种翻译情景往往诞生于两个互相对等的语言系统之间，囿于这两个语言系统对同一个语义体验都有相对独立的理解，在语义置换过程中难以实现对等，从而加剧了翻译进程中的相互抵制。所谓归依，是指目标语言把原语言的语义体验作为翻译的理想，尽可能地消隐译者基于目标语言本身特性所作的创造，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所谓的直译，这种归依最大程度地拒绝了意译。事实上，翻译的这种归依趋向是翻译过程中原语言和目标语言相互失衡的结果。在这个层面上，原语言和目标语言在很大程度上表述为一种衍生关系，翻译的最终目的是尽可能地将原语言的语义体验“挪移”到目标语言上，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原语言对目标语言的“殖民”，形成所谓的“殖民话语”。这里，目标语言也就被视为一种单纯的表述工具。很显然，无论是抵制还是归依，任何一种单一的强调都不是理想的翻译境界，偏执于其中的任何一点都会带来翻译上的误读。因为这两种翻译或者导致在最初的阶段必然是以目标语言的独立性的丧失，或者从根本上无法实现原语言的意义传达。 自西方列强侵入古老的中国开始，被“殖民”的经历就决定了域外语言同汉语之间翻译的不均衡性，自然，后者向前者的归依是翻译的主要目的。无论是现代汉语还是新文学，都是在翻译的不均衡态势中萌生和演化的。著作于1898年的《马氏文通》，是马建忠以汉语的语法体系向拉丁文的语法体系归依结出的“硕果”，开创了现代汉语的语法学先河。话剧、新小说等等也都是在这种不均衡的翻译中丰富了自己的身份内涵。 现代新诗的命名同样是在这种翻译的不均衡状态下自成体系的。通而观之，由西方原语言所浸润下的现代新诗命名机制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两种模式。一种是直译后的直接命名，这种命名方式最为简单，也最为流行，也最能实现归依翻译的特点。现代新诗将相关的称谓从西方原语言中直接翻译过来，然后寻找到相对应的汉语语符，以此来实现对某一种现代新诗现象的标志。如“自由诗”来自于惠特曼、英美意象派的“自由诗”运动，是英语中“free verse”的字面意义的直译；“象征诗派”的内涵主要来自于马拉美、波德莱尔等为代表的法国象征诗派；“商籁体”则取自于英文十四行诗单词“sonnet”的音译，等等。这种归依的翻译尽量不在语词内涵上作人为的改动，而是尊重命名本身在原语言中的表达，以命名的原初阐释为理想真值。这种现代新诗的命名往往具有先生性、先验性。因为这些命名大多是在原语言中已经生发并取得了相当成熟的文本经验，因此现代新诗以顶礼膜拜的姿态将其视为一种应该实现的理想的未来图景而引致过来，然后以此为圭臬，创作出一批“模拟性”的文本。如闻一多和冯至的十四行诗，穆木田、冯乃超的象征诗，等等。 另一种命名方式为间接命名。这是一种抵制性的翻译命名，在这种命名模式下的现代新诗称谓并不能在原语言中找到恰好对应的语词，而是采寻其他的路途来实现命名。比如单纯从诗行数量上来命名的“小诗”。1916年，周作人在《日本之俳句》一文中，将日本的俳句和“小诗”联结起来，由此而在《论小诗》中说：“(小诗也就是)现今流行的一行至四行的新诗。”在这种命名方式中流行最多的当属以期刊的名字为命名的模式。自晚清时期传教士为了传教的方便将现代期刊的传播方式译介到中国以来，现代期刊在现代新诗的命名领域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如以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为命名的“现代诗派”，以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为命名的“七月诗派”，以20世纪40年代《中国新诗》杂志为命名的“中国新诗派”等等。这种纯粹源自西方的现代化的文化传播方式为现代新诗的话语建构提供了一种新鲜的组构样式，从而打破了传统古典诗歌中的以地域或以某著名诗人为核心的命名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