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在“五四”前后完成了由传统文言格律诗向现代白话自由诗的转型。这个转型并非静态的瞬间现象，而是一个在19世纪后期业已启动的动态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非常复杂，它的发生、走向与形态特征等是多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其间外国诗歌翻译同中国诗歌转型的关系相当密切，译诗也许是促使中国诗歌转型发生、完成最为重要的力量。 鸦片战争以后，诗歌翻译成为中国诗坛引人注目的重要现象，许多重要的政治人物、思想家、文化人士有意无意地参与了外国诗歌的翻译活动。清末民初逐渐出现的大量报纸杂志上，外国译诗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文章一同刊发，占有相当的版面。政治、文化人士从事文学活动，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坛的重要特点，不过在他们那里，文学活动不再只是一种个人消遣行为，而是政治、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翻译外国诗歌同样不再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诗歌行为，而主要是借以表达某种政治理想，抒发政治情怀，所以近代报刊等公共领域传播的译诗一开始并非为了诗歌本身的建构。 然而，外国译诗毕竟是一种新型的诗歌，且许多重要人物参与了译诗活动，使译诗成为一种新的诗歌景象，所以它不可能不影响中国诗歌的演变与走向。那么，晚清以降的译诗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一个流变过程？它对于中国诗歌的转型、发展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或者说译诗与中国诗歌转型之间到底存在着一种怎样的关系？ 就现有资料看，鸦片战争以后最早的一首汉译外国诗歌不是出于中国人笔下，而是外国人所为，英国人威妥玛于1864年以汉语翻译出美国诗人朗费罗的《人生颂》，该译诗后经中国人董恂修改，题为《长友诗》。威妥玛以一种较为自由、无韵的汉语诗体翻译《人生颂》，其译文诗味明显不足；董恂则以七绝形式译之，营造出了某种诗意，但他的诗意完全是中国传统七绝中的那种诗意，且诗体又不自由，所以经他修改后的译诗失去了原诗的韵味[1]79-81。从当时的诗坛状况看，该译诗并未触动中国人的诗学观念，没有动摇既有的古诗创作格局，其影响主要表现在外国诗歌翻译上，即开了以古诗体翻译外国诗歌的风气。 清末民初外国诗歌翻译者，大都为忧国忧民的志士，他们对外国诗歌中那些具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倾向的作品极感兴趣，诸如拜伦的《哀希腊》、裴多菲的《故国》、丁尼生的《哀波兰》等，法国的《法国国歌》(即《马赛曲》)、德国的《祖国歌》等也备受青睐。王韬1871年与人合译出《法国国歌》，其中反复咏叹如此诗句：“奋勇兴师一世豪/报仇宝剑已离鞘/进兵须结同心誓/不胜捐躯义并高”，表现了反抗封建专制、争取民族独立的精神。他的另一译诗《祖国歌》中则不断回响着“谁为日耳曼之祖国兮”这一诗句，以激励国人意志，据称蔡锷曾为之动容，曰：“吾读其《祖国歌》，不禁魄为之夺，神为之往也。德意志之国魂，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今为录之，愿吾国民一读之。”[1]87那一时期，胡适译了堪白尔的《军人梦》，梁启超、胡适、马君武、苏曼殊等均翻译过拜伦的《哀希腊》，他们从该诗中获得了一种精神上的共鸣，翻译该诗旨在宣传民族独立思想。 当时这些译者大都青春年少，又接受了现代西方个性解放思想，不满中国传统的婚姻观念，渴望真正的爱情，所以在忧国忧民的同时，他们的爱情意识开始觉醒，于是爱情题材的诗歌成为又一翻译热点。苏曼殊翻译过雪莱、拜伦、彭斯、歌德等人的爱情诗，在当时颇为引人注意；鲁迅翻译了海涅的《少女的爱》；黄侃翻译了拜伦的《留别雅典女郎》；马君武也译了一些情诗，如雨果的《重展旧时恋书》，其中有如此诗句：“百字题碑记恩爱/十年去国共难虞/茫茫天国知何处/人世苍黄一梦如”，这种将人生意义与爱情相结合的情诗，在清末民初译诗中颇具代表性。 上述两类题材、主题的外国译诗，在今天看来，自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在当时中国诗歌语境中却令人震惊，甚至给人以惊世骇俗之感。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崇尚的是天下主义、家族主义，以天下为公，以家族为立足之地，中国人追求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所谓的“国”也是天子的“国”，这就是说，中国传统社会只有空泛的天下主义，没有真正的民族主义，所以文学创作上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作品。在男女关系上，中国传统社会讲究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情感受压抑，文学上正面而直接表现爱情的作品不发达。对于这些特点，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所感很深，刘半农就曾说过：“余尝谓中国无真正的情诗与爱国诗，语虽武断，却至少说中了一半”[2 ]；朱自清亦曾严肃地指出：“中国缺少情诗，有的只是‘忆内’‘寄内’，或曲喻隐指之作；坦率的告白恋爱者绝少，为爱情而歌咏爱情的更是没有。”[3]刘朱二人“语虽武断”，但还是颇有道理的。中国古代诗歌非常发达，但古代诗歌中表现爱国主义和直接歌咏爱情的作品却很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诗歌更是无从寻觅。这一诗歌背景，决定了上述翻译诗歌的重要性。就是说，清末民初的外国诗歌翻译者，从个人兴趣出发所翻译的那些表现民族独立主题、爱国主题和青年男女爱情自由主题的诗歌，有意无意间为中国诗坛输入了一种西方现代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爱情自主观念，震撼了中国传统诗坛，动摇了中国旧诗坛的精神结构与价值取向，即是说翻译诗歌为中国诗坛引入了一股全新的思想活水，为中国诗歌在思想层面上的转型开启了一扇闸门。日后，中国诗歌的转型，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诗歌内在思想主题的转型，如果没有这些翻译诗歌打前站，中国诗歌要完成由所谓的“天下主义”诗歌、“忠君”诗歌和“忆内”“寄内”诗歌向现代民族主义诗歌、爱国主义诗歌和爱情诗歌的转型，那是难以想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