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434(2007)10-0144-05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炮走红；随后陈独秀跟进发表《文学革命论》，以激进的言辞坐实“文学革命”的文化立场和历史合法性。作为中国文学发展的新的纪年方式，1917年就此成为一个时间标竿，这一年开始的《新青年》也被锁定为“时间开始的地方”。其后围绕新文学展开的“历史记忆”和新文学史的“历史书写”，无不强化1917年的“创世纪”作用，对此前也即1915～1916年《新青年》的文学氛围却较少作专门的研究，对这一阶段《新青年》“刻意经营文学作品”的价值判定，也是有“矮化”之嫌，视之为“实在是乏善可陈”和“没有根本性变化”[1](P68)。然而考诸史实，揆诸情理，1915～1916年《新青年》对中国文学变革的反复摸索实在值得大书一笔。不仅因为这一阶段具有作为文学革命孕育期的时间意义，还因为在这一阶段《新青年》通过“提出问题，有意引导”的方式，办了3件大事：(1)以“主义”命名文学，探索文学的范式转型和功能创新；(2)通过发表译著，介绍西方近代文学，强化启蒙文学意识；(3)借助“通信”栏目的反复讨论，推动文学的“形式革命”。然而也应该看到，上述成绩的取得，并非都是一段“其理自明”的过程，而是包含了摸索者“强下断语”的“有意彰显”和互相对话、讨论之后的“自我扬弃”。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一开始就以发布新思想为宗旨的《新青年》终不以经营文学为本事，过分强调“朴实无华”的文学发挥思想启蒙的作用，而不重视“精深伟大”文学的创作，限制了《新青年》的文学视野。 一、以“主义”命名文学：范式转型与功能创新 《新青年》文学流行“主义”一说，并非开始于1917年第2卷第6号陈独秀发表的《文学革命论》所倡言的平民文学、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学“三大主义”，其肇始要远推至1915年11月《青年杂志》(《新青年》早期刊名)第1卷第3号陈独秀发表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中申言的“古典主义”、“理想主义”、“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文学。不重复清末以来“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等就事论事的文学命名，而是从大处着眼，以“主义”来统摄文学，表现了陈独秀高屋建瓴的大家手笔。在陈独秀看来，作为一种系统理论或主张的“主义”，不仅在理论的层面有助于澄清、归纳一段事实，而且有助于转换视野、调整目标和更新观念，在实践的层面鼓吹、引导出社会的文化革命。郑重其事地运用“主义”来命名文学，实在是包藏了陈独秀借“主义”解决“问题”、就此推进文学范式转型的改革设计。 《现代欧洲文艺史谭》分两次刊登在《青年杂志》第1卷第3、4号上，备述18 世纪以来欧洲文艺思想的历史变迁和进入“现代”的历史走势，笔调简括而重点突出，开篇即是： 欧洲文艺思想之变迁，由古典主义(Classialism)一变而为理想主义(Romanticism)，此在十八世纪之交。文学者反对模拟希腊罗马古典文体，所取材者，中世之传奇，以抒其理想耳。此盖影响于十八世纪政治社会之革新，黜古以崇今也。十九世纪之末，科学大兴，宇宙人生之相，日益暴露，所谓赤裸时代、所谓揭开假面时代，宣传欧土自古相传之旧道德、旧思想、旧制度，一切破坏文学艺术亦顺此潮流，由理想主义再变为写实主义(Realism)，更进而为自然主义(Naturalism)。 如果细致梳理，这段话不免会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揆其大端，陈独秀以“删繁就简”、“单兵突进”的方式直入主题，自然有彰显问题意识的妙用。虽然中国文学也有“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观念，但那种依据于“文笔”分梳和诗骚词曲体式变迁的进化观念，并不包含以“文学革新”造成“社会运动”的现代性意义，远不如陈独秀倡言“主义”、借“黜古以崇今”的文体变革寄托“政治社会之革新”的深意，或利用“揭开假面”的文学发挥其破坏“自古相传之旧道德、旧思想、旧制度”的作用，更能切中“科学大兴，宇宙人生之相，日益暴露”的“赤裸时代”之与文学范式转型的互动作用。 事后被胡适称为“洞晓世界文学之趋势”[2]的这篇文章，其怀抱并不在于一般性地介绍欧洲文艺思潮。借重单刀直入的“学理输入”，确定以“主义”为核心的文学范式，通过重新命名为中国文学改换门庭，最终实现文学功能的创新，才是陈独秀的用意所在。面对读者“我国数千年文学屡有变迁，不知此四主义中已居其几？而今后之自然主义当以何法提倡之？贵杂志亦有提倡此主义否”的提问，陈独秀顺势给出答案：“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3]试图以强行扭转的方式，把中国文学从“文体演进”的旧路导入与世界接轨的、以“思潮汰变”为嬗变之迹的文学史构架中。借助批判中国古典主义文学“拟古”、“仿古”和理想主义文学“悬拟人格或描写神圣，脱离现实梦入想象之黄金世界”的通病，陈独秀指出在“科学、实证哲学同时进步……人类思想由虚入实”的时代，中国文学由“趋向写实主义”最终达到“自然主义”，其功能应专务于通过“破坏”，“发挥宇宙人生之真精神”，“彻底暴露人生之真相”[3]，虽属“狂悖无伦”亦在所不惜[3]。从“拟古、仿古”到“彻底暴露人生之真相”，从“脱离现实梦入想象之黄金世界”到“发挥宇宙人生之真精神”，这种文学功能的嬗变与创新，正是陈独秀赋予新时代中国文学的全新的历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