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7)11-0132-03 《呐喊》周刊和《七月》周刊先后创刊于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后的上海，同是当年较有影响的救亡文艺刊物。 《呐喊》周刊创刊于8月25日，第3期更名为《烽火》，共出版14期。1938年5月1日复刊于广州，改为旬刊，刊期连续。《七月》周刊创刊于9月11日，共出版3期。同年10月16日移至武汉，改为同名半月刊，刊期另起。 晚年的胡风曾在多篇文章中谈到《七月》周刊。1979年10月，他在《我的小传》中写到： 抗战起，“血誓”的喊声集为《为祖国而歌》。自筹印费编辑出版了《七月》(小周刊)，坚持通过生活实际反映人民性的真实和历史动向的现实主义道路，抵制了所谓标语口号的教条公式主义的浮嚣文风。① 1982年他在会见美国学者柯丝琪女士时又谈到了《七月》周刊，更明确地说道： 1937年上海发生“八·一三”事件，抗战开始了，硝烟弥漫，战火纷飞。当时上海原有的一些刊物的主办人都认为现在打仗了，大家没有心思看书，用不着文艺刊物了，所以都纷纷停刊。只剩下一个缩小的刊物《呐喊》(后改名《烽火》)，却陷入了一种观念性的境地，内容比较空洞。我认为这很不够，不符合时代的要求；这时候应该有文艺作品来反映生活、反映抗战、反映人民的希望和感情。因此，我就和朋友们凑了几个钱，在上海创办了《七月》周刊(是用一张报纸折叠成的十六开本)。这就是《七月》创办时的情况和办《七月》的主要宗旨。② 看来，要想如实地评价《七月》周刊或《呐喊》(《烽火》)周刊的历史功绩，非进行比较式的综合研究不可。首先需要考辨的是，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文艺刊物的“主办人”是否普遍存在着“文学无用论”的观念；其次需要考辨的是，《呐喊》(《烽火》)周刊是否存在着“观念性”的倾向或“标语口号的教条公式主义的浮嚣文风”；最后则需要对这两个姊妹刊物的异同处作出恰当的判断。 胡风对抗战初期上海文艺刊物状况的描述不甚准确。 “八·一三”淞沪抗战前后，上海确实有许多文艺刊物被迫停刊，如黄源主编的《译文》月刊(1937年6月终刊)、鲁少飞主编的《时代漫画》(1937年6月停刊)、卞之琳等主编的《新诗》(1937年7月10日停刊)、钱瘦铁等主编的《美术生活》(1937年8月1日停刊)、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1937年8月1日停刊)、黎烈文主编的《中流》(1937年8月5日停刊)、洪深、沈起予主编的《光明》半月刊(1937年8月10日停刊)、傅东华主编的《文学》月刊(1937年11月10日停刊)；另有不少杂志“迁址”或“休刊”，如林语堂主编的《宇宙风》，1938年4月迁到广州出版；巴金和靳以合编的《文丛》，1938年2月迁至广州复刊，等等。 但导致这些文艺刊物的终刊、停刊或迁址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所谓的“文学无用论”，而是有着其他的原因。 首先，是为了避免战争带来的经济和文化损失。五年前的“一·二八”淞沪战争期间，日本飞机从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航空母舰上起飞轰炸上海，商务印书馆及东方图书馆均被炸毁。商务印书馆承印的中国近现代大型文学期刊《小说月报》因此终刊，老舍的长篇小说《大明湖》也毁于炮火。“八·一三”后三日，开明书店及美成印刷厂被炸毁。在战争状态下，有些出版社暂时停业，作应急准备，这是完全可能理解的。 其次，国民政府命令上海各书局疏散或内迁，也是造成有些出版社暂时歇业的原因之。据《上海出版志》介绍：“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各书局奉命疏散或内迁。商务印书馆在租界内租下临时工房和栈房，把华界的印刷厂和存书、纸张搬来。1937年9月1日，商务印书馆宣告‘所有日出新书及各种期刊、预定书籍等，一律暂停出版’。生活书店不顾形势险恶，反而先后创办《国民》周刊、《中华公论》月刊、《抗战》三日刊、《战时教育》半月刊和《集纳》周报。1937年11月，生活书店除《文学》月刊外，原有8种期刊随总店迁汉口继续出版。此时，上海还先后出版了《黑白丛书》、《战时大众知识丛书》、《世界知识丛刊》等多种丛书，近100种战时读物。商务、中华的总管理处迁香港，凭借在香港的印刷厂印刷图书，发行各地。” 不过，这些“刊物的主办人”即使在停刊或休刊时，也未曾有过“文学无用论”的观念，他们纷纷创办各种战时特刊，以文艺形式承担起救亡宣传的责任。 文学社、中流社、文季社、译文社的主办人于8月25日联合编辑出版的《呐喊》，是文学性的；《宇宙风》、《逸经》、《西风》的主办人于8月30日共同出版的《非常时期联合旬刊》，也是文学性的；《光明》于9月1日出版的《光明战时号外》周刊，还是文学性的；《世界知识》、《妇女生活》、《中华公论》、《国民周刊》于9月1日联合出版的《战时联合旬刊》，其中也不无文学类的稿件。这些战时特刊的出版时间都早于《七月》周刊。 退一步说，即使当年上海出版界有过“文学无用论”的偏向，也不曾成为主要的倾向。 且看茅盾“8月16日夜于隆隆炮声中”为《呐喊》创刊号写的“创刊献词”(《站上各自的岗位》)，其中有云： 我们一向从事于文化工作，在民族总动员的今日，我们应做的事，也还是离不了文化，——不过和民族独立自由的神圣战争紧紧地配合起来的文化工作。我们的武器是一只笔，我们用我们的笔，曾经画过民族战士的英姿，也曾经描下汉奸们的丑脸谱，也曾经喊出了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同胞的愤怒，也曾经申诉着四万万同胞保卫祖国的决心和急不可待的热忱，而且，也曾经对日本军阀压迫下的日本劳苦大众申说了他们所应该知道的事，寄与了兄弟般的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