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05X(2007)06-0101-03 从启蒙的角度来说，20世纪初文学中心从“新小说”到鸳鸯蝴蝶派经历了一个悖论性质的通俗化过程，鸳鸯蝴蝶派对市民阶层世俗性的、个人性的关注实际上是启蒙文学“开启民智”的一个逻辑结果。新小说最初由一些精英发起，出于改造中国的迫切性认识，致力于“开启民智”，因此新小说是一种观念上的严峻指令。第一次启蒙运动受挫，作为对启蒙背反的辛亥革命爆发，它立意实现民族革命，其“统合性”要求知识分子把目光从西方文化的“救世神话”上投回中国现实。辛亥革命在救国方略上迥异于启蒙立场，但革命文学依然关注国民的思想变革，依然要求文学要有阳刚之气。但是，这种严肃性被一种“读者要求”的市场定律所冲淡，通俗性赋予了一代文学既要引导教育读者又要娱乐读者的双重任务。不过，正是清末民初对小说“开启民智”的乌托邦式追求，促成了个人价值观念的变更，从而促使文学在觉醒后逃离政治目的中心漩涡，回到小说的原旨意义上去。反思以往对鸳鸯蝴蝶派文学的批评，我们认为：鸳鸯蝴蝶派解决了文学贴近表现现代性都市生活和表现传统文化精神、继承传统艺术表现形式之间的根本性矛盾，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非对抗性转换。 无论在对传统艺术表现形式还是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张扬方面，现代都市小说从19世纪末产生之时起即承袭中国古代小说传统的神髓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先从鸳鸯蝴蝶派对传统艺术表现形式的继承谈起。第一是鸳鸯蝴蝶派对传统小说章回体体制的采用。“章回体”是我国古典小说的传统体式，其被市民读者接受所产生的强大驱动力，使章回体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容纳了现代都市生活的新内容。第二是“以奇制胜”的题材选择。无论是才子佳人的恋情小说、金戈铁马的武侠小说、揭秘猎奇的社会小说，还是扑朔迷离的侦探小说，都继承了传统小说以奇制胜的特点，对读者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第三是鸳鸯蝴蝶派突出情节和娱乐性的小说文体特征。茅盾说：“他们做一篇小说，在思想方面惟求博人无意识的一笑，在艺术方面，惟求记账似的报得很清楚。这种东西，根本上不成其为小说，何论价值？但是他们现在尚为群众的读物，尚被群众认为小说，所以我也姑且把他们放在‘现代小说’的题目之下……”[1]这里虽然意含批判，但从中依然发现一些对我们的论证有价值的线索——茅盾在建构其批评基点即“何论价值”的同时也解构了它：他不得不承认这些“群众的读物”是“现代小说”的一部分，因为群众视它们“为小说”，他提出了以读者为评价标准的一种文学观，这也正是通俗小说的目的。所谓“无意识的一笑”就是通俗小说的趣味性，而那“惟求记账似的报得很清楚”也恰是通俗小说的叙事策略。新文学崇尚塑造在文学史画廊中的典型，而通俗文学则偏爱叙述能带来“现世”的满足或传之后代的奇事，这种“奇”和“新”挂起钩来，我们后来者可以从中看出文化的流变创新与民俗的渐进更迭。范伯群先生在详细对比了新文学和通俗文学各自的艺术规律之后提出了二者互补的可能性，认为通俗文学特有的叙事传奇功能为新文学提供背景式的参照，通俗文学与新文学对小说类别与题材的不同理解派生出百花齐放的态势。第四点应该是鸳鸯蝴蝶派小说表现出了浓郁的抒情性，这与作品的题材有关，在表现形式上则缘于历史悠久的诗文抒情传统，这种民族传统文艺的魅力使小说具有了诗化品格。20世纪初的市民刚刚萌生渴望爱情自由的心理，对于普通市民阶层来说，不管是写什么“情”的言情小说写的都是“人情”。娱乐的小说在满足消遣需要时，也变相弥补了读者生活上的幻想症。包括武侠小说、黑幕小说、历史小说、侦探小说等，都以“奇”征服读者，对生活在价值失序的社会下层的人来说，彼岸世界的传奇性补偿了他们此岸世界中的浪漫情怀。 从传统文化精神的继承来看，鸳鸯蝴蝶派小说反映了英雄崇拜、善恶因果、呼唤正义、抑恶扬善、抱打人间不平等民族传统道德关怀。特别是该派文学继承和发扬了晚明“以情抗理”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是对晚明“以情抗理”的文学古道的重新开掘。 一个世纪以来，我们强调西方人文主义思潮对中国国民现代“人的意识”之觉醒的影响，忽略了中国人思想现代化过程中这样一个思想源头——中国在西方近代革命发生的同时，也曾经自发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对应于这种社会变革的哲学思潮即为以李贽为代表的“非经薄儒”、社会平等的人文主义思潮。对封建皇权的对抗、对“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礼教的反驳姿态，使明末文学出现了一个具有反封建色彩的浪漫主义潮流，表达市民阶层对自然人性与社会平等的追求欲望，《金瓶梅》、“三言”、“二拍”等就反映了这种近代式的世俗天地。晚明“以情抗理”的社会思潮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市民群众对自然人性和社会平等的热烈追求，但晚明人文主义思潮因明清鼎革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明清思想家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也曾在儒学内部发起一场理学批判运动，旨在纠正理学在政治与教化、外王与内圣、事功与道德关系上的偏差，以调节封建机制而实现富国强兵，目的在于扩大专制统治的范围，不是为平民百姓争取自主权。与这一变化相关，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以其拙劣的文笔和虚假的大团圆结局为后世所诟病，但其把明代文学原始粗俗的情欲升华为高雅纯洁的爱情也当值得肯定。入清以后反映“以情抗理”的小说已不多见，《红楼梦》虽然高扬这一旗帜，但很少活泼热辣的世俗情调。民国之初，封建伦理观念失去了政令上的依靠，恰逢西方思潮作为触媒，人性又开始了朦胧的觉醒，封建观念相对淡薄的市民阶层率先发起反对礼教、争取个性解放的斗争，“谈钗黛而生厌，因改求佳人于倡优，知大观园者已多，则别辟情场于北里而已”[2]。晚清以降，在西方冲击下中国被动式的近现代化和中国民众的文化心理具有很大差异，以梁启超等维新人士为代表的“开启民智”的启蒙运动只是在“睁眼看世界”的一代知识分子范围内制造着声势，对于广大市民的文化性格并没有多深触动。所以，20世纪初“鸳蝴派”小说的备受欢迎，除了西方婚姻自由思想已为不少青年男女所接受外，在心理结构层面就是“以情抗理”的文学思潮在清入主中原被摧折后在新的时代触媒下重新勃兴。 鸳鸯蝴蝶派直接反映市民的思想意识、生活理想，和明清言情文学传统接轨，代表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文学的中坚力量。该派小说基本上没有突破传统才子佳人的婚姻爱情模式，他们知道“自由”在那个时代是靠不住的，所以并不自欺欺人地写成大团圆的结局。《一缕麻》《玉梨魂》都体现了旧道德的痕迹，直到周瘦鹃1921年的《十年守寡》才开始为寡妇失节而辩护。“鸳蝴派”确实有大量轻薄无聊的内容，但作为一个文学潮流，它所表现的人性独立的观念不容忽视。在推崇晚明文学、反对封建观念束缚方面，“鸳蝴派”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很多相通的地方。鸳鸯蝴蝶派在继承“以情抗理”的思想观念时又有所发展，从晚明否定圣人与常人区别发展为否定封建社会的既定秩序，因此，鸳鸯蝴蝶派更具现实性，也更具改造社会、干预生活的热情。把反对封建意识和反对封建政体联系起来，从这个方面来说，鸳鸯蝴蝶派实在是新文学的“战友”而不是所谓拥护旧道德的“封建余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