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07)10-092-100 女性与革命，在20世纪中国的现代性履历中，具有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一方面，革命的价值指标中须有“女性解放”的选项，革命才能获得其作为一种“现代文化”的理论合法性；另一方面，在中国这个礼教道统深厚、性别等级森严的父权制社会中，围绕民族主义而展开的20世纪诸多革命，以其无可置疑的正当性，成为女性独立、争取自由的捷径。正因如此，1924至1927年的国民革命①，激励了一大批不满家庭禁锢、渴望自由的青年女性离家出走，投身革命。 在革命运动蓬勃兴起的南方，如广东、沪杭、两湖等地，有关“解放”的实践，如妇女放足、剪发，解除包办婚约，遣散婢妾，离婚结婚自由等，一度以迅猛的势头展开，强烈撼动了传统社会的父权观念与文化习俗。晚清以来有关女性解放的提倡，在大革命时期，以政党领导的社会政治运动方式，获得了空前的推进。然而，“解放”的实践，在新的性别关系的建立过程中，在男女两性的性别体验中，决不是“革命加恋爱”这一简单公式可以概括的。政治大历史的叙述，我们只能看到女性在革命洪流中勇往直前的集体背影。蒋光慈等住在租界洋楼虚构的“革命加恋爱”故事，因“秀才革命”式的幻想性以及强烈的男性主体意志，根本上难于表现革命与性别之间的真实关系与丰富的历史含义。 女性与革命，无论作为现代中国性别研究的话题，还是作为反省革命的方法，其所包含的从性别角度考察革命，以及在革命语境中体察性别的特性，都将成为考察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性状况的有效命题。本文选取四位亲历并描写大革命的作家，谢冰莹、白薇、茅盾、叶紫，其革命经验的一致性与差异性，其性别、年龄和人生阅历的巨大差异所导致的代表性，都为我们考察大革命时期革命对于性别秩序的打破和重建，以及革命阵营中女性的处境与体验，提供了可以相互印证的丰富材料与阐释空间。本文试图在小说文本与历史材料的互文考索中，再现革命与女性解放之间充满悖论的依存关系。 一、革命与女性 表面看，五四落潮，各种政治革命学说兴起，娜拉这位被五四青年崇拜的象征着“个人”和“女性”双重觉醒的形象，似乎已然被革命洪流淹没了。然而，事实上，娜拉的影响，到二十年代大革命兴起时，非但没有减弱②，反而因遇新的时代而形成了“娜拉革命”的奇观——大革命时期有大批离家出走参加革命的女性——她们出走的动机、勇气和方式，来自娜拉，几乎无一例外是反抗父权压迫，争取个人(性别)自由③；而出走的目标——革命——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理论上，都比那盲无目标、最终可能只好“回来”的五四娜拉们，都更具政治正确性。革命，不仅给这些离家出走的女子们的个人生存提供了暂时的庇护与保障，而且也使她们对于解放的追求，由“个人”，而扩展到“民族”和“大众”，被赋予了崇高的政治意义和社会解放的集体力量；个人、性别与民族主义，成为不可分离的整体。于是，被五四启蒙运动所唤醒的年轻女学生们，在20年代中后期，欣逢革命，纷纷出走，跑到武汉、九江、上海，投身到那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 白薇和谢冰莹，就是1927年“革命娜拉”中脱颖而出的两位。这两位后来以“作家”闻名的湖南辣妹，其文坛扬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们逃婚和革命的传奇经历。这种经历，在二三十年代那个革命的时代，几乎本身就是“时代的象征”，其所获得的普遍同情与关注，是自不待言的。但有意思的是，白薇与冰莹，这两位在逃婚与革命上有相似经历的气味相投的同藉女性④，其笔下对于女性与革命的书写，竟然有很大的不同。这除了二人在两性经验上有绝对悬殊之外，其实也正好表明了革命之于性别的两种极端表现。 1926年11月，未满二十岁、身无分文的冰莹，为逃婚，与一群湖南同乡来到武汉报考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经历一场波折，被女生队录取。不久北伐军在武汉誓师，武汉军校学生军全体参加了这场伟大的战争。1927年5月24日至6月22日，冰莹记载讨伐军阀夏斗寅的“西征”日记，在孙伏园主编的武汉《中央日报》副刊上连载。这些随写随寄的文章，是冰莹在行军途中、战斗间歇，用双膝当桌子写成。一年多后，在林语堂的怂恿和策划下，这组文章以单行本《从军日记》，在上海春潮书局出版(1929年3月)，同年9月即获再版，此后多次再版，成为畅销书，冰莹从此暴得大名。 《从军日记》的一炮走红，很有文化意味。这部作品，正如作者坦陈的，说不上有什么文学的价值，它只是北伐战争一隅的军营经历写真。但作品在读者中获得的强烈反响，使我们确信，在“革命”已经成为时代聚焦点的20年代后期，作者亲历沙场的对革命的直接书写，至少使那些上海文人虚构的“革命文学”黯然失色，因其“真实”而深受欢迎。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作者的性别身份，不但为作品增加了某种传奇色彩——关于后者，林语堂就曾透露，国民政府“某主席”专门问过《从军日记》作者的性别[1](P10)——而且，“女兵”这一奇特的形象，在激发人们对新时代新女性的好奇与想象之时，也隐含了革命时代人们重新塑造和想象“新女性”的强烈期待。 其实，对于热衷“窥视”的读者，《从军日记》并没有提供多少可供想象的“性别”生活，它既没有革命文学风行的“革命加恋爱”的描写，也不属于“闺秀派”。林语堂在《从军日记》的序中，对此书的特点做了简明而传神的概括： 这些《从军日记》里头找不出“起承转合”的文章体例，也没有吮笔濡墨，惨淡经营的痕迹……这种少不更事，气概轩昂，抱着一手改造宇宙决心的女子所写的，自然也值得一读……一位武装的冰莹，看来不成闺淑，我们也捏着一把汗守着她在卸装归里后变成一位闺淑……[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