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的中国文坛波澜不惊，却又意味深长。随着去年年底49岁的作家铁凝当选全国作协主席，本年度各省作协相继进行了换届选举，部分新生代作家走上省作协领导岗位。与此呼应的是“80后”作家加入中国作协，这似乎意味着2007年是中国文坛具有代际传承象征意义的一年；传统的文学奖项在这一年继续吸引着大家的目光，而新设立的奖项也在争抢人们的眼球，“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华语文学传媒奖”、“小小说终身成就奖”等都有可圈可点之处；网络文学在2007年出现重大转折，“起点”作家群的出现、一批带着“起点”特色的新小说类型诞生，似乎应验了多年前网络文学研究者中乐观派的预言，构成了2007年文学的新增长点。文学和行为艺术挂钩，在去年小说家行乞、诗人裸体读诗之后，今年又有诗人杨钊“伪自杀”，并宣称“自杀是一场行为艺术”，让诗歌在新诗诞生90周年之际又成了热议对象，而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学生校园诗人、当年的《中学生校园诗报》主编姜红伟完成了“千里走单骑”，寻访40余位上世纪80年代中学生校园诗人的壮举，算不算一场真正的诗歌祭奠？“神话重述”经苏童、叶兆言，2007年以李锐《人间：重述白蛇传》的完成而告一段落，但它引发的思考刚刚开始；“二王”（王朔、王蒙）为代表的一批作家频频在媒体露脸，作家明星化逐渐成为普遍现象；顾彬的言论其实是老调重弹，但关系到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严肃问题，亦构成了2007年“焦点事件”。对2007年的文学现状做总体性扫描，我们会发现，2007是色彩斑斓的一年，也是意味纷呈的一年。 “80后”作家获主流文坛认可 2007年似乎成了主流文学界与“80后”作家的和解年。在铁凝担任中国作协主席，不少新生代作家登上各省作协领导岗位的大背景之下，中国作协张开了怀抱，接受“80后”作家入会申请。与此同时，2007年3月25日，由中国小说学会主办的2006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揭晓，张悦然长篇小说《誓鸟》上榜，似乎标志着主流批评界对“80后”作家的承认。此前“80后”作家主要依托市场，并获得了较大成功，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80后”文学对主流文学权威的排斥，反过来也刺激了主流文学对“80后”文学的偏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主流文学与“80后”文学相互对峙，甚至相互妖魔化，2006年的“韩（寒）白（烨）之争”便是双方矛盾激化的结果。 当然，代沟是存在的，但理解甚至和解并非不可能。随着“80后”的逐渐成熟，寻找精神出路的青年作家开始向主流文学界主动靠拢；同时，2007年主流批评界对“80后”表现出更为宽容和理解的态度。《南方文坛》聚焦“80后”，第二期和第四期开辟专栏集中发表了春树、笛安、李傻傻、郑小琼等“80后”作家评论小辑。在2007年5月份的作协会议上，当年“韩白之争”的当事者白烨呼吁设立青委会，着力扶持“80后”作家。 随着“80后”年龄的增长和“80后”读者阅读兴趣的分化转移，“80后”开始分化，如何走出青春文学，走出“80后”的市场光环，将是他们必须思考的问题。张悦然在《誓鸟》出版后宣称，她希望媒体不再把她归类于“80后”。她说，《誓鸟》是她向青春告别的成年礼。如果说《誓鸟》登上年度小说排行榜标志张悦然完成了个人成人加冕仪式，那么“80后”十作家加入中国作协，则是这一代作家的集体成人礼。 打工文学崛起成底层叙事主流 “底层叙事”已经热了数年，但是，它一直摆脱不了“知识分子作家代底层叙述”的代言怪圈，也摆脱不了“底层作家价值观小资化、文学观纯文学化”的“底层写作反底层”的窠臼。2007年，打工文学崛起成为底层叙事的主流。不同于知识分子作家以底层视角描写底层生活，强调为底层代言的“底层文学”，打工文学是身居底层的打工族描写自身生活、自己为自己说话的文学。5月21日，广东东莞的“打工妹”郑小琼凭借散文《铁·塑料厂》获得人民文学“新浪潮散文奖”，这个奖项自然是小得不足一提，但是，“打工妹”郑小琼的写作立场却值得我们把她视作2007年度中国文坛的一个标志性人物。 1984年，《特区文学》杂志发表了打工者林坚的小说《深夜，海边有一个人》，被认为是打工文学问世的标志。此后，越来越多的打工者加入到打工文学创作的行列中，打工文学创作群体日益庞大，出现了安子、周崇贤、王十月、谢湘南、许强、邬霞等一批具有影响力的打工作家。但是，因其主题倾向、审美风格甚至作者身份等诸多因素得不到主流文学的认同，打工文学始终处在“文坛”边缘。打工作家对待这种边缘地位的态度也值得我们玩味：他们中的许多作者无法坚守自己的民间身份和创作立场，在文学表现方式和思想倾向上被主流文学和主流意识形态同化，造成徒有“打工文学”外表却无“底层叙事”内核的现象。 打工文学发展的瓶颈在哪里？第一代打工作家周崇贤认为，打工文学缺乏的不是文学性，而恰恰是血性。一些打工文学作者不认同自己的身份，无法以打工者的身份发声，有的甚至转向用低俗的小市民、小资文学趣味去迎合读者。评论家杨宏海认为，新世纪以来的打工文学，面临两个走向，一个走向是如郑小琼等一批打工青年在文学园地默默坚守底层写作，使打工文学走向深化：另一个走向则是庸俗化，沦为地摊文学，以迎合市场化需求。其实，在我们看来，“打工文学”的问题还不仅仅是思想倾向上的，同时也是文学观念上的，打工文学如果放弃民间的、底层的叙事策略，而被纯文学同化，同样面临失去自我的窘境。郑小琼是比较清醒的打工文学作家。东莞作协的何超认为，“郑小琼的诗和散文异常清醒和冷静，绝不是赤裸裸地展示打工的直接经验，早已超越了打工文学这一狭窄的局限。”李敬泽认为，像郑小琼这样的作家们，“他们从内心出发，回到自身的疼痛，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反抗这些格式化了的经验”。郑小琼等打工作者保持体制外写作者身份，坚守打工者自我言说的写作方式的努力，给2007年中国文坛带来了新的气息。批评界一直呼吁的“底层叙事”，似乎也在此找到了“底层自我言说”的落脚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