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712.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225（2007）05-0076-006 华裔美国文学是美国民权运动和文化运动激荡下的产物，是美国土生土长的、接受美式教育的华裔美国人（即ABC人）用英语创作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大多具有鲜明的族裔意识和反抗精神。它们试图解构美国主流社会强加给华人的刻板印象，重述被“销声”、“匿迹”的华人移民史，以唤起华裔美国人的集体记忆，重建自己的文化属性。这里“文化既涉及概念和观念，也涉及感情、归属和情绪”[1]，是规范的文化习俗、价值观念和生活经验、情感归属的密切统一。按照这个定义，文学的文化书写内在地包含着文化认同问题：我们是谁（认同），我们感受到什么（情感），以及我们感到属于什么群体（归属感）。从《春香夫人》（水仙花，1912）算起，华裔美国文学塑造自己的文化属性已经有一段历史了。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华裔美国文学才真正成熟，并被主流文学所认可。本文选择四部成熟期的作品，力图从不同层面阐释文化认同的策略和身份认同的复杂性——它不可避免地卷入到历史、文化和权力的游戏之中。 一、《中国佬》：集体记忆与历史书写 发掘历史，唤起记忆，是华裔美国人实现文化认同的策略之一。一方面，作为抵抗性的文化记忆，共享的经验和意义是表现文化属性，建构集体归属感的有力武器。另一方面，集体记忆也是痛苦的重组或重建自我的过程。如霍米·巴巴所言：“记忆从来不是一种安静的内省或回顾的行为，它是一种痛苦的重组或再次成为成员的过程，它把肢解的过去组合起来以便理解今天的创伤。”[2] 90面对美国主流历史对华人移民在历史贡献上的忽视和有意识的消音行为，这种重建过程显得尤为迫切。这刺激了汤亭亭的历史书写：在历史与虚构、现实与想象、现在与过去的双重张力中，打破沉默，发出声音，以摆脱种族歧视的束缚。这就是《中国佬》的文化意义。这本书以寓言的形式讲述了家族四代男子即曾祖父、祖父、父亲和弟弟，在夏威夷和美国大陆漂泊、冒险、创业和受难的故事。这个故事以家族传奇的形式，唤起了被美国主流历史压抑、否定、疏离的集体记忆，书写了华人移民漂泊离散的史诗。 在歧视性的“排华法案”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宰制下，早期华人移民四处漂泊、生活艰难，面临随时被驱逐乃至被屠杀的命运，如天使岛移民营的囚禁、洛杉矶大屠杀等。更悲惨的是，他们在精神上被有意识地“销声”、“匿迹”，陷入无处可诉的悲惨处境。叙述者开篇就刻画了一个被压抑、扭曲、害怕警察、沉默寡言，不愿倾诉的父亲形象。他不愿意讲述自己的过去和艰难的往事，要么沉默无语，要么谩骂诅咒。父亲的“失声”根源于不公正的法律和种族歧视的价值观念，是华裔美国人的族群寓言。这种强迫性的沉默激发了叙述者为先辈代言、重写历史的欲望。历史的“重写”既是对过去的再现和回忆，也是对过去的理解和建构。因此，它在文体上允许文献式的历史书写（如《法律》），也允许想象性的寓言（如《关于发现》、《鬼伴》等），但大部分是混杂的文体——有真实的回忆，有想象的建构，有故事的改编。这种跨文体的叙事有利于对主流历史进行内在的批判和展示。 “檀香山的曾祖父”是追随檀香流散到美国的第一代移民。他拼命地劳作——清理土地、砍伐灌木、种植甘蔗，忍受白人的侮辱和剥削——不许讲话、不准反抗，只能在孤独的煎熬中以想象的形式来表达对家乡的思念和对白人种植园主的痛恨。最初，他们在意念活动中表达自己的情绪和立场：“当洋鬼子吼叫着催促他们干活快点，再快点时，他以咳嗽作答。深沉、悠长、响亮的咳嗽声似怒吼，如低吟，像大声喊出了心声一样令人舒坦。他在咳嗽声中加进了咒骂。”[3] 103或用歌声表达心愿：“他歌唱披着红霞的黑黝黝的群山，歌唱伟大的太阳——它照耀着身处迷人树林的他和在中国的家人。”[3] 99后来，他们发明了一种仪式：在地上挖了一个洞，身子紧贴土地，朝洞里大声喊出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等心中的话说出来后，再用泥土把话儿埋葬。显然，面对种族歧视和不准发声的禁忌，先辈们用自己的行为进行了有力的回击！这种对抗性的记忆抨击了白人的种族歧视，肯定了先辈移民拓荒者的角色——他们是首批在岛上开垦的人，也是首见红土壤中肌骨的人。 “内华达山脉中的祖父”是招募到美国开采金矿、修建铁路的“金山客”。他们用自己的血汗和智慧铺设了横贯美国东西的铁路。铁路修成之后，由于文化差异和经济危机，种族主义泛滥，华人遭到了驱逐和杀戮。文中写道：“当洋鬼子们摆好姿势拍照时，中国佬们散去了，继续留下来很危险。对中国人的驱逐已经开始了。阿公没有出现在任何一张铁路照片上。”[3] 147华人的贡献被轻易地抹杀了，只留下碎片化的历史痕迹： 罢工的第二天，几个洋鬼子艺术家爬上山来画下中国佬的形象，并要在各家报纸上刊登。人们袒露胸膛，紧握拳头，显示着他们的臂肌和背肌；他们摆出这副姿势就是要让人画下来。画家们用速写把他们描绘得像倚在岩石上的一个个特别年轻的神，英俊的脸上长着高贵的鼻子，一副贤哲的表情，高大的身躯上腹部紧缩，一条强健有力的臂膀伸出来搁在弯曲的膝上，长长的手指抓着一个烟斗，宽阔的肩上搭着一条粗如绳索的辫子。[3] 142 雄伟强健、雕塑般的先辈形象“逆写了”主流社会的华裔形象——温顺、女性化。在第一个故事《关于发现》中，作者通过改写《镜花缘》，讲述了唐敖被女性化为侍从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象征性的书写报道、报复了华裔形象被压抑、扭曲、定型化的历史。 “中国来的父亲”和“生在美国的父亲”是排华时期（1882-1943）移居/定居美国的。生存的压力、文化的差异和种族歧视使他们苦苦挣扎、充满焦虑。他们从事最低贱的劳动，饱受无言的压抑和痛苦。天使岛移民营的经历是惨痛的。在移民局官员的凝视中，他们成为被审视、拷问、压抑和否定的对象。在备受煎熬的岁月中，共享的文化不仅使华人团结起来，获得集体的归属感，而且成为承受苦难的力量。父亲阅读《岳飞传》、李白诗，并用诗歌抗议被囚禁的生活、不公正的法律和清朝皇帝的昏庸无能。但是，心灵的伤痕是难以消除的。一如麦礼谦等在《希斯文选》简介的结语指出：“至于华人，他们在天使岛和排华法案下的经验，成为一整代华裔美国人的行为和态度的基础。心灵的伤痕——害怕官员，怀疑外来者，政治冷漠——在今日的美国华裔社会依然长久不衰，成为其传统。”[4] 这也正是父亲们沉默寡言的原因。他们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故事埋在心底，害怕泄露秘密，被驱逐出境。这种自我封闭、自我边缘化的行为，不仅加深了华裔美国人的心灵症候，而且使他们很难融入美国主流社会，面临普遍的失语状态。这种“失语”不仅使自己失去了自我言说的能力，而且失去了自我命名的权力，成为被排除在历史之外的“他者”。第12篇故事《沼泽地里的野人》就象征性地描写了一个逃亡到沼泽地的“野人”形象——一名来自台湾的39岁中国佬。作为“内部的他者”，他被白人看成是“疯子”和“野人”，尽管他衣服齐整，也不是很脏。与这种边缘化行为不同，父亲们最终走出了“心灵的阴影”，开始积极融入社会。他们成功地建立了新的家园，有了美国公民的身份和财产——一套房子和一家洗衣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