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7）06-0043-05 在已往研究戴望舒与中外文化关系的论文、论著中，关注诗人与外国文学、中国诗歌传统的居多。这一点当然无可厚非，因为戴望舒作为一个诗人的存在，首先吸引研究者目光的当然是他与中外诗歌之间的关联。即使是这一历史视角的形成，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产物。在中外文化交融的视野中来把握戴望舒诗歌的独创性，并由此研究戴望舒与中外文学的关系，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关于戴望舒诗歌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这个过程本身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期着重于分别研究戴望舒与外国、本土传统文学的关联；后期着重于研究戴望舒与中外文学的整体意义上的关联。由此体现了学者们日益综合、客观的学术立场。 在对上述学术史作简单的观照之后，我发现了一个令人深感兴味的研究趋向：即是作为研究对象的戴望舒在学者们的论述结构中日益被突出，诗人主体选择的“自由”彰显了现代诗人的人格和诗艺风采，一个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与“主体性”的诗人主体形象由此被塑造出来，他既可以满足本土性自主择取的文化想象，也在潜在层面上符合事关“现代中国”的集体无意识，更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中国形象的重新书写与重新阐释的例证。如阙国虬在研究中一方面充分揭示了戴望舒与法国象征派、浪漫派以及俄苏无产阶级文学的联系，强调了戴望舒所受影响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则从戴望舒对社会生活的独特感受以及他对中外诗艺独具特色的吸收两个层面强调了戴望舒的艺术独创性[1]。夏仲翼明确地将戴望舒的诗歌创作特征概括为“中国化的象征主义”[2]。孙玉石将30年代现代派取法西方诗学的路径概括为“融合论”，并认为“‘融合论’寻求的本质是对东方民族现代派的构建”[3]。以上论述描摹出诗人主体立足本土、面向世界的诗学构建轨迹，某种程度上是贴近中国现代文学史实际的。 但在这种貌似充满激情和自由的“主体的选择”过程中，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与剧烈的斗争，冯雪峰甚至将这种矛盾和斗争视为一个民族文学、文化发展进步的基本创造力量。他说：“在文化上对他民族有过影响的民族，当然是有创造力的；但是要能够接受他民族文化的影响，也非有创造力不成。民族的文化上的创造力的发挥，不仅由于民族文化生活内在的、自发的因素，而且常常由于对他民族的斗争所激励。在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经济与政治的斗争而引起的文化斗争上，或者在世界文化的矛盾的发展与形成的过程上，民族的在文化上的他化与模仿，正是这民族在文化上的创造的一种常有的形态。……这种他化的过程，必须引起了民族文化内在的矛盾的斗争，才有创造力发展之可言。创造力以民族文化的矛盾斗争为必要，即旧与新的斗争，低级文化与高级文化的斗争，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斗争，等等。”[4] 在这段旧/新、内在/外在、民族/世界、低级文化/高级文化等等二元对立的充满辩证法的论述中，冯雪峰其实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命题：民族现代文化的创造力何在？被世界文化唤醒的民族文化的创造力存在于哪些传统因素之中？具体落实到戴望舒身上，就是他吸取外国文学观念和精神的本土性资源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哪些因素决定了他的选择路向？是什么将他与同时代的留学欧洲大陆的诗人们区别开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条索解戴望舒独特诗艺和诗美的道路。 事实上，已经有研究者在跨文化的视域中考察过戴望舒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如卞之琳就强调戴诗与晚唐五代诗歌的渊源，他认为《雨巷》一诗就是传统题材与意境的现代“复写”，“像旧诗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的扩充或者稀释”[5]。前苏联学者契尔卡斯基亦指出，戴望舒诗歌中的许多意象如花、塔、游子、女性等等都流动着中国传统诗歌的情韵，甚至诗人的忧郁也源于中国文学的固有传统[6]。张亚权认为，戴望舒的诗歌“无论是意境的创造、情感的抒发，还是表现的技巧、选择的形式，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7]。令人深感遗憾的是，像这种综合性地论述戴望舒与中国传统文学、文化之间的关系的论著实在太少，许多问题还未来得及充分展开。比如戴望舒诗歌艺术中对于传统《诗》《骚》传统的吸取与他人生态度上对于老庄道家哲学的接纳之间是否存在着冲突？诗人吸取外国文学、文化资源时究竟是哪一种本土传统因素起了主导作用？戴望舒诗歌艺术的成功具体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的哪一支脉流？这些问题就很有深究下去的必要。 综观戴望舒一生的行事、为人、诗歌创作追求、择取西学资源的路径等等，我们可以发现他与道家文化的关联很深，老庄哲学、诗学、美学思想对他影响极大，并内化为潜在心理机制，时时影响着诗人的人生选择与诗艺追求。 在人的一生中，最能体现个体生命态度的事件莫过于爱情生活了。敏感忧郁的诗人面临爱情时无异于遭遇一场没有终期的灾难。戴望舒一生钟情于三位女性：施绛年、穆丽娟和杨静，与施绛年订婚后无果而终，与穆丽娟和杨静分别结婚并育有小孩最后都以黯然别离告终。在现代文学史上，写出了最美丽的爱情诗篇的诗人，却在个人爱情生活中无力“潇洒”，仓皇别离。在常人的眼中，三个女性都以男人最不能忍受的方式背叛了诗人：她们都是琵琶别抱，弃家出走。这些事件给戴望舒造成的情感伤害，我们怎么想象也不过分。值得注意的是，戴望舒在这些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态度与行为选择，他一次次地被伤害，几次试图用自杀来挽救濒临解体的婚姻，但他所采取的努力形式都是针对自己的，他似乎对于自己的爱人没有切实有效的方式来施加影响或者改变。他其实是在逃避。诚如他在离婚后所表白的那样：一切都不用说，也不准备说，后人自然会明白的。这中间当然有爱护曾经的爱人的考量，但什么也不说的背后其实也隐含了诗人深刻的逃避现实的心理选择。在琐碎的现实世界与自由的心灵世界之间，他无疑更愿意选择后者。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式的人生总是着意于心灵的自由选择，因而现实品格相对较低。如果说在传统文化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结构中，道家式的人生尚可以保持家庭的完整的话，那么，在接受了西方现代平等意识的中国现代社会里，尤其是在沐浴过欧风美雨的戴望舒身上，这种现实品格的低下就很容易减弱家庭生活的凝聚力。道家人格不仅在鲁迅的《出关》、《起死》等小说中受到嘲讽，在现实生活中也无可避免地导致了戴望舒几次婚姻生活的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