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06（2007）05-0075-06 孙犁作为体制内主流作家的独特之处，或许源于他那积极的时代参与并没有全然遮蔽言说主体的个人性。这不仅仅体现在个人审美趣味的彰显和表达策略的运用上，而且，还表现为他对战争以及时代风云变幻的个人性感受。而这种个人性感受往往与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对言说主体的规约存在龃龉，亦即，即便在抗战时期，孙犁个人与时代之间同样存在或许连他自己都习焉不察的裂隙。它们在作品中往往表现为一些可以把握的症候，成为今天我们解读孙犁与他那具有“情结”性留恋的时代之间复杂婉曲关系的切入点。由此，我们可以触摸到作为知识分子的孙犁那敏于感知的心灵和几乎与生俱来的文人气质，明显有别于解放区其他战士作家。本文关注的是孙犁在不同时期遭到非议甚至批判的两部作品，力图通过诸多症候的把握，感受他在抗战的宏大叙事中所流露出的某种程度的“不合时宜”性。 一、感伤及其他：一个故事的三种写法 对流血和死亡的规避，是孙犁抗战叙事形成其牧歌情调的重要原因。其笔下，战争只是解放区乡村日常生活遥远而平淡的背景，并不能让人感受到血与火的胁迫以及由之而起的焦虑与惶恐，更无从涉及死亡的壮烈与崇高。如果移除战争背景，孙犁所表现的解放区乡村是一种纯粹的乡土社会生活图景。而在表现对象上有选择性的规避，形成了孙犁抗战叙事的整体风貌，诸如人们常常归纳的明朗、乐观、清新，等等。很明显，他的这种规避，总体上看是个人服从时代诉求、参与时代的一种表征；但是，在其言说中也有例外，其笔下偶尔流露的感伤却是这种战争诗意想象中的异样症候。 1942年，小说《爹娘留下琴和箫》发表后，有人从中感受到基于战争的感伤情绪，而孙犁当时又“很不愿意作品给人以伤感的印象”[1]（P111），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愿保存它，其后编选的各种孙犁作品选本（包括1957年出版的《白洋淀纪事》），它一直被排除在外，直到1980年才又拿出来在《新港》第2期重新发表，并改题为《琴和箫》。而且，当时孙犁也十分看重别人对这篇文章的观感，三年后在延安对其进行了两度改写，即今天我们看到的《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和《芦花荡》二文。对一篇不足5，000字的小说如此审慎，这在孙犁似乎是有悖常理的反应，而这些努力在其创作生涯中毫无疑问是仅见的。 那么，《爹娘留下琴和箫》究竟何以感伤？后两度改写在本质上又有什么不同？ 这篇小说的情节十分简单，大致讲述一对具有音乐天赋的夫妇参加抗战，丈夫在战斗中牺牲，一对女儿也在转移途中被敌人杀害的故事。但故事的叙述却有些繁复甚至芜杂，大不同于孙犁小说常见的单纯。这种叙述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给小说带来意义阐释的多义性，使其主题偏离那种孙犁式的明朗。而且，我认为它在孙犁抗战叙事中的特殊之处，更内在地表现为写出了战争对个人命运的改变，以及个人对于战争凝重而痛彻心脾的感受。小说中，“我”作为叙述人在故事叙述过程中也潜在表达着自身的感受。它和对“我”的朋友钱智修夫妇以及大菱、二菱姐妹命运的叙述相交错。钱智修夫妇本是一对琴箫相和的美满夫妻，音乐给二人的生活增添了无限乐趣和诗意，但是战争打破了他们宁静而诗意的家庭生活，拆散了这对夫唱妇随的美满夫妻，而且丈夫的殒命沙场给一个氤氲着诗意氛围的家庭带来永久性的残缺。孙犁给人的印象一直是战争诗意的建构者，但在这篇小说里，他不断直面战争对诗意令人痛感无助的破坏。钱智修的死激起妻儿复仇的冲动，国难和家仇同构在一起。急于复仇的母亲无从顾及一对稚嫩美丽的女儿，她们实际成了战争的孤儿。而这对鲜活如花般的小女孩的死，则更让人感受到在孙犁其他作品中无从感受的血腥与残酷，战争在其笔下似乎仅此一次呈现出它狰狞的本来面目。 如果说这篇小说与孙犁其他作品相比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最显著的特征便是其笔下不断出现死亡和美的破灭。作家对死亡的处理，同样十分讲究策略，钱智修之死只是在叙述中不事渲染地带过，但与此前其夫妇间那琴瑟相和的生活情景之间，却形成了巨大张力，让人在阅读中自然生出沉重的叹惋；大菱、二菱之死，则通过老船夫之口进行间接叙述。老人不断描述孩子们的可爱、美丽、天真，还有自己面对她们如花般凋零的心痛和无助。小说中的“我”与其说是叙述人，倒不如说是直面战争与个人命运的感受者和思考者。在小说结尾，“我”的想象与抒情“既是孙犁本人不忍面对现实的残酷而排遣内心巨大哀痛的方式，同时也是他顺应主潮，使作品具备‘讴歌光明’、‘鼓舞斗志’主旋律特征的一种努力”[2]。如果说钱智修一家的故事因为美之破灭而给人一种个人面对战争的无助与伤感的话，那么，“我”则企图从他们的故事中升华想象，力图赋予宏大的意义。但这种努力所起的效果显然十分有限，阅读者或许更心痛于个人面对战争的无助感、渺小感，并由之生出无尽的感伤。也可以说，“我”在讲述朋友一家的故事时，意图与实际效果之间存在错位：“我”想让读者和自己一样从故事中受到激励，但读者却从中感受到浓重的伤感。这种意图悖谬在孙犁自己20年后的重读中，似乎仍不甚了然，“觉得并没有什么严重的伤感问题，同时觉得它里面所流露的情调很是单纯，它所包含的激情，也比后来的一些作品丰盛”；然而，他也意识到“这当然是事过境迁和久病之后的近于保守的感觉”。[1]（P111）我认为，孙犁站在后续情境中对这篇小说的深刻认识，却在于他意识到小说中所彰显的激情“虽然基于作者当时迫切的抗日要求，但还没有多方面和广大群众的复杂的抗日生活融会贯通”，进而认为“在战争年代，同志们觉得它有些伤感，也是有道理的”。[1]（P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