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丁玲具有相当写实风格的小说《韦护》中，瞿秋白与王剑虹的形象和他们之间的爱情，应该如何理解，似乎是不成问题的。之所以如此，在于丁玲晚年抱病写成的一部长篇纪实散文《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中，把这些往事已经说得清清爽爽，两部作品中的许多细节，几乎都可以相互印证，无须他人再加评说。丁玲在此文中，描述了瞿王的幸福爱情，以及丁玲与瞿秋白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前期的多次交往之后，这样写道：“我想写秋白、写剑虹，已有许久了。他的矛盾究竟在哪里，我模模糊糊地感觉一些。但我却只写了他的革命工作与恋爱的矛盾。当时，我并不认为秋白就是那样，但要写得更深刻一些却是我力量所达不到的。我要写剑虹，写剑虹对他的挚爱。但怎样结局呢？真的事实是无法写的，也不能以她的一死了事。所以在结局时，我写她振作起来，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战斗下去。……自然，我并不满意这本书，但也不愿舍弃这本书。韦护虽不能栩栩如生，但总有一些影子可供我自己回忆，可以作为后人研究的参考资料。”① 身在现场，亲知亲见，当然具有很高的权威性。由此引发的习见的评价，就是将《韦护》看做是当时流行的“革命加恋爱”的典型文本，或者将韦护与丽嘉的悲欢离合看做是瞿秋白与王剑虹的爱情故事——一段非常正面的荡气回肠的罗曼史的改写。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么？ 关于作家自己与王剑虹、与瞿秋白的关系，在丁玲的前后期作品中，有过多次的叙述，而且在不同时期所言，有着明显的差异，每次讲述，既有重合，也有交叉和内在矛盾。《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是丁玲70年代末期重返文坛之后的重要作品，是丁玲记述和纪念瞿秋白的多篇文字中篇幅最长也最为深入的。但是，这并不是相关信息的全部。遗憾的是，在缺少进一步追问的语境中，本来并不深奥的问题就莫名地被遮蔽了。 在《韦护》的研究中，也许是关系到重要的中共党史人物，关系到普通读者对于浪漫爱情的单纯想象，又有作家详尽的自我阐释，以至于人们在论述这部作品时，或者只是依赖于终南捷径，从上述《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直奔《韦护》，对其中的差异不假思索，或者是直奔“革命加恋爱”的冲突，将《韦护》放在30年代前后革命文学的一种倾向中加以考察，而对作家早年曾经做出的另一种明确陈述未曾关注，对同样出自作家之手的相关信息很少顾及。这样就显现出一个问题的两面：在作家不同时期提供的、有明显前后矛盾的文本面前，研究者陷入了无所作为的境地：对于《韦护》来说，它的创作是有较多相关资料可以佐证，可以作为现代作家创作发生心理学的样本的，由于各种原因，论者却未能在这一向度上做出探索。本文名为“关于‘韦护’的几种叙述”，就是想从不同的文本中，寻找丁玲对小说中的韦护与丽嘉之恋和现实中的瞿秋白与王剑虹的感情关系的不同描述，解读不同语境下丁玲对这一命题的叙述要旨及其不同的诉说心态。 叙事学理论指出，叙述声音位于社会地位和文学实践的交界处，体现了社会、经济和文学的存在状况。“在各种情况下，叙述声音都是激烈对抗、冲突与挑战的焦点场所，这种矛盾斗争通过浸透着意识形态的形式手段得以表现，有时对立冲突得以化解，也是通过同样的形式手段得以实现的。”② 本文所关注的，就是丁玲在多种叙述中透露出来的矛盾、冲突及其化解，以及潜藏在这些矛盾、冲突和化解后面的作家在“社会地位和文学实践的交界处”所含蕴的情感和思索。 丽嘉与子君之间：出走之后怎样？ 《韦护》中的两位主人公韦护和丽嘉，在丁玲笔下，是一对真正的可人儿，是陷溺于爱河不能自拔的痴情男女。丽嘉，在先前的韦护眼中显出尖锐、轻蔑、嘲讽的神态的女性，一旦被爱情所俘虏，就变得痴痴迷迷，将爱情打造成了一个甜蜜得令人窒息的枷锁，不过，被这枷锁所囚禁的，首先是丽嘉自己。至于韦护呢，作为在人生和爱情上都拥有较为丰富经验的中年人，最终不得不离开丽嘉而去，两人破裂的原因，他自觉并不应该将责任归诿于丽嘉。就像他在决定离开丽嘉之前的心中所想：“但是这能怪她吗？她没有一次有妨害他工作的动机，虽说她怕那分离的痛苦，但是她不会要求他留在家里的。”问题显然出现在韦护自己身上。这就是韦护自我检讨的、文学熏陶而成的本性与政治倾向的选择两者间的冲突：文学的浸染使他向往一种田园乌托邦和爱情至上的境界，政治方向上的选择则使他投身世俗的社会生活和政治斗争。在两难困境中挣扎良久，加上来自外部的压力，韦护只好割舍对丽嘉的痴情，不辞而别。 这样的处理，让我们想到鲁迅的《伤逝》。丽嘉和子君，两位都是曾经以勇敢的反叛者姿态出现的新女性，一旦遭遇并且嫁给了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她们的奋斗之路就此结束，自以为找到了人生归宿。两者不同的是，丽嘉在优裕的物质生活中可以不食人间烟火，忘却外面的真实世界，进入一种婴儿状况；子君却在拮据的生存境况中变得琐碎和平庸，把浪漫的情感淹没在世俗的柴米油盐中。爱是不能忘记的，也是令人陶醉的，但是，爱情毕竟不是人生的全部，韦护是为了社会责任和政治使命而放弃了爱情，涓生是由于经济的压力被迫作别了子君。但是，在天平的另一头，即两位女性对爱情的理解都出了什么问题，却是毋庸置疑的。在以冷峻的思索拷问国民性的鲁迅那里，以涓生手记的方式处理《伤逝》，让主人公以内心独白的抒情姿态出现，直抒胸臆，自我辩白，这在鲁迅小说中是少有的；但是涓生的直面残酷人生的态度，和他的“爱，必须有所附丽”的断定，仍然见出鲁迅的思想者本色。在前期创作中较多采用女主人公的主观叙事方式的丁玲，她的《韦护》，少有地采用了多重叙事视角，即作家的叙述和丽嘉、韦护各自叙事的交织；这种多重叙事本来有可能造成对人物和事件的交叉思考和内在张力，但是，丁玲却无法将交叉叙事、各自倾诉进行到底，一旦让丽嘉完全投入韦护的怀抱，丁玲就将话语权交给韦护，毫不犹豫地剥夺了丽嘉内心流露的权利——这也是丁玲从女性主义叙事转向社会革命叙事的转折点。涓生的手记，是在浪漫爱情的最终结局已经呈现，子君死亡的噩耗传来，涓生充满内疚和忏悔之时写下的，但他并没有完全否定自己当初的抉择。韦护和丽嘉的故事，在现实中已经以王剑虹的死亡而告终结，在作品中，却是顺时态地展开，在故事发生转折之际戛然而止，留下一个悬案，也让丽嘉有做出新的选择的可能。于是，在叙事法则上似乎已经解决的困惑，在作品的结尾之处，又悄悄地浮现出来：韦护把造成这先喜后悲的爱情戏剧的过错，归结为自己性格中的矛盾，并且主动承担了爱情破裂的责任，但是，丽嘉在歇斯底里的发泄和痛哭之后，不得不承认现实，向照顾她的珊珊表示，爱情已经过去，“我们好好做点事业出来吧”。珊珊呢，旁观丽嘉的痛不欲生，“她希望有一点什么强暴的力，将这可怜的人麻醉去，免得看这惨剧”——这里的强暴的力，不就暗喻着死神吗？也许，在丁玲心中，失去爱情的丽嘉，与其痛苦煎熬而生，不如情尽而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