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07）04-0086-9 尽管在现代文学史中，茅盾等人就曾翻译介绍过拉美文学，但这种译介非常零星，而且几乎全部是通过转译完成的。① 新中国成立后，拉美文学才第一次以整体形象进入中国文学视野。由于国家创办了西班牙语专业并培养出专业西班牙语人才，直接译白西班牙文的拉美文学汉译作品于是变得越来越多。20世纪50-70年代，本土的杂志上开始出现拉美文学专辑，各种拉美文学丛书、拉美文学史出版了，本土的拉美文学经典序列逐步确立了。可以说，拉美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主要发生在当代。 “拉美（文学）”与“当代中国”这一论题自身蕴含的丰富性开启了一个相当广阔的研讨空间。作为“亚非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拉美文学无疑联系着20世纪50-70年代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但它更为特殊之处在于，不仅中国第一次规模性地翻译拉美文学是受政治因素直接驱动的，而且西班牙语这一专业起初就是因国家政治需要而开设的，因此，拉美文学翻译在50-70年代的历史比较清晰地呈现了翻译与政治之间复杂的连接与互动。这表现在，20世纪50-70年代，政府出于外交政治的需要，在学校中开设西班牙语专业②，并组织译介拉美文学。尤其是古巴革命胜利后，中国同拉美大陆的联系更为密切，因此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增设西班牙语专业，扩大招生③，同时掀起第一个拉美文学翻译高潮。自1965年起，由于中苏分裂引发国际共运大论战，拉美左翼内部分裂为亲苏派和亲华派，中国同亲苏派断绝来往，不再翻译亲苏派拉美作家的作品。不久“文革”开始，整个外国文学翻译停滞；“文革”期间，只有一本拉美文学汉译作品公开出版。 到了1980年代，随着中国步入以经济建设为主的改革开放时期，拉美曾经具有的政治所指逐渐消隐。在翻译政治化、文学政治化被清算之后，曾经在1950-70年代的中国被高度政治化的拉美文学不仅成功抹去历史印记继续被大量译介，而且在一个以实现西方式的“现代化”为大叙事和奋斗目标的时代里，这一“非西方”的、来自第三世界的、中国语境的“小语种”文学④ 竟然掀起阅读与谈论的热潮，以“文学爆炸”和“魔幻现实主义”为中心的“拉美文学热”直接影响到中国当代文学的探索与创作，尤以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所受浸染最深。“拉美文学热”的形成不仅紧密联系着诺贝尔文学奖⑤、“走向世界”、“现代化”、“民族化”、“纯文学”等诸多1980年代文学与社会的重大话题，而且深刻介入到1980年代的文学变革。 进入1990年代，当文学“失去轰动效应”，拉美文学作为一种“小语种”文学回落到它似乎应该占据的社会边缘位置。随着中国日益加剧的市场化以及对国际社会越来越深刻地介入，拉美文学翻译也越来越受市场法则和国际版权公约制约，日渐委顿。多数1980年代耳熟能详的拉美作家渐次从主流视野中消失；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自七八十年代之交就开始被译介到中国的博尔赫斯却在1990年代独领风骚，不仅被奉为文学大师，其作品亦成为某种文化时尚，受到文化市场追捧。《博尔赫斯文集》、《博尔赫斯全集》以及各种传记、访谈录不断被翻译出版。慢热的博尔赫斯成为1990年代后现代主义与消费主义的全球文化景观的一个本土版本。 半个世纪以来的拉美文学翻译与当代中国的文学与社会变迁形成颇为有趣的同构关系。因此，本文选择梳理和研究拉美文学在当代中国翻译和接受的历史，不仅是在比较文学的意义上描述文学影响经过的路线，同时关注这一过程中翻译与政治、翻译与意识形态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揭示翻译与接受过程中的种种误读与错位、改写与挪用；试图从不同的视角出发观照当代中国文学与历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首先，中国对拉美文学翻译与接受的历史总是经历着重新构造的过程：20世纪50-70年代应邀来华访问、作品得到翻译介绍的拉美作家，如聂鲁达、阿斯图里亚斯等都被视作“反美帝国主义的斗士”。在当时的中国语境中，他们的左翼政治家身份比其作家身份更受关注。到1980年代初，中国作家通过了解诺贝尔文学奖才知道这两位原来都是现代派（在拉美被称作“先锋派”）。也是通过诺贝尔文学奖，以加西亚·马尔克斯为代表的一批拉美当代作家的作品被大量引入中国，他们被视为卓越的文学艺术家、举世公认的现代文学大师，被中国文学当作学习的榜样。近年有中国学者指出，这些作家原来还是左翼政治家。另一方面，这一翻译历史中的重构过程总是包含着两个重要的策略，一为“历史的钩沉”，或者叫“历史的补白”，就是把被遮蔽的历史事实重新呈现出来，予以再评价；另一种，就是颠覆原有的经典序列，重新思考和重新命名经典[1：32]。无论是1980年代的拉美文学翻译相对于1950-70年代的而言，还是90年代的翻译相对于80年代的而言，中国视野中的拉美文学图景不断经历着遮蔽——显影——再遮蔽——再显影的重写过程。如果说，1950-70年代由于政治禁忌而有一些景观被遮蔽的话（比如聂鲁达的情诗），那么1980年代在这些景观得以浮现的同时新的遮蔽再度发生（比如聂鲁达的情诗被大量译介而政治诗不再被讨论）。每一次的遮蔽与挪用、补白与重写都是带有意识形态诉求的话语实践。因此，对拉美文学在当代中国的翻译与影响的历史研究，不仅应该努力再现翻译过程中遮蔽的痕迹，同时也要力图再现历史重构过程中被恢复和补足的画面，唯其如此，“讲述神话的年代”的政治和文化变迁才能得以清晰呈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