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291（2007）04-0031-07 “声音的诗学”，属于后现代语境中“先锋批评”的美学范畴。它是针对20世纪文学中的各种“声响”——主流/非主流的，和谐/不和谐的，男性/女性的，经典/非经典的各种文本，所进行的类似中医术似的“望、闻、问、切”，批评指点，从而张扬批评主体的思想狂欢，发出个人化的自由之声，在思潮迭起的批评学领域，它实质上属于文化研究。张闳先生的《声音的诗学》[1] 便是这样的一部著作，它以一种解构主义姿态打破了对于经典解读的传统理念和方法，抓住作家所创造的“声音意象”，从一个崭新的维度，透过文本的声音，洞察作家和时代的文化心音，显示了声音诗学的阐释魅力。 “声音的诗学”，其哲学基础来自于现象学和解构主义思想，当然，巴赫金的叙事学范畴中的“声音”，也给予“声音的诗学”以形式主义美学因子。解构主义大师雅克·德里达在研究胡塞尔的现象学时就提出了他的“声音中心主义”（又译为“语音中心主义”）。这位一向被称为“去中心主义”的人物，却对“声音中心”情有独钟，在这里非但没有“去中心”，反倒一再强调“声音中心主义”乃胡塞尔现象学的特点。他说：“逻格斯中心主义也是一种语音中心主义：它指声音与存在，声音与存在的意义以及声音与意义的理想状态之间的临近关系。”[2]（P388）德里达同时界定了“声音”的本质，“声音中心主义”的内涵，强调了声音与存在、与存在的意义，以及与意义的理想状态之间的临近关系等的关联领域。 “女性声音的诗学”是把女性声音作为研究对象，即研究主体面对文学女性和女性文本所发出的声音，进行细心的倾听和认真的解读，并把它上升到文化的、审美的、哲学的高度上加以阐释，从而建构女性文化诗学。刘思谦先生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把倾听和阐释女性声音视为女性文学研究的主旨。她指出：“女性文学研究首先是对这些发自她们血肉之躯的体验和声音的认真阅读和细心倾听。它不是要从中寻找什么女性的性别姿态或先验本质；不是代替他们向不公正的历史诉苦；不是要以女性至上来代替男性至上、以女权来代替男权；也不是以一连串女作家和作品的名字来点缀、丰富以男性为中心、为主体的传统文学。它的观察焦点和思维重点应放在女性文学文本和女作家本人上面，重新发现被埋没和被曲解的女性文学作品和女作家，从女性自己的书写中发现被意识形态压抑、藏匿、扭曲了的女性的生存体验和生命存在的真实。如果说女性文学研究有它的价值目标的话，那便是包括男性在内的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便是社会压抑的解除和人的彻底解放这一十分遥远的价值目标。”[3]（P23）刘先生的观点体现了超性别（女性）研究的学术视野和人类生态美学的理想，她实际上就是在具体阐发“女性声音的诗学”。在已有的女性文学研究的大量成果中，以“声音”和“女性声音”为主题词的学术著述已不乏其例。事实上，如果我们赞同文本、文字即声音的观点，那么，所有研究女性文学现象的学术见解、思想成果均可视为女性声音的诗学。 “女性声音的诗学”首先关注的是女性声音与女性存在的关系，探讨在男性话语中心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女性寻找自己声音的艰难历程及其历史真相。 现代哲学家认为，“语言是生存的寓所”，“唯有言说使人成为人的生命存在”。没有语言和言说，人类也就丧失了精神栖居的场所，这也正是人类区别于其他一切生物的理由。对于女性来说，倾听和言说尤为重要，写作是女性生存体验的真实记录，声音的表达乃生命的需要、身体的快乐。女性拥有了自己的声音，就意味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生存权和自由意志。 但是，自封建社会确立以来，在人类的话语场中，男性声音逐渐确立了它的权威，形成了话语霸权，并往往与意识形态话语保持着某种一致性、合谋化。男性“话语霸权”标志男性声音的强势地位，它对女性世界具有绝对的规范和控制权，男性声音既是社会和文化的主流、主导、主体声音，也是女性被历史遮蔽、被写、被消费的主要原因。男性话语霸权的地位、功用的确立在于它在几千年中所形成的相对稳固的话语体制和话语秩序，人类只有在此种体制和秩序中发出的声音才被视为真理，否则就会被视为大逆不道。对于女性而言，可悲的不仅仅因为男性的话语暴力的压迫，更在于在这种压迫下“中心话语”已被内化为女性的自觉认同。现代启蒙主义、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动摇了男性话语霸权地位，女性从而获得了人权和文化权。女性声音伴随着现代文化变革的涛声“浮出历史地表”，在男性大一统的话语场中，揳入了女性微弱的声音，预示着世界将进入一个多声部的新生态结构。诚如季红真所说：“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上，女人是没有话语权的。《快嘴李翠莲》即是对这一文化禁忌的形象叙事。‘五四’新文化运动，首先冲决的就是这一堤坝。一代先行者办女学、办女报，走上街头讲演，女性写作蔚然成风，第一次空前壮观地汇聚出女性群体的声音。男女平等终于进入了国家意识形态的语言象征秩序。”[4]（P140）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社会就是经由了女性的被崇拜、被神化，到无身份的“类失语”，再到“语言空缺”和“自言自语”，直到冲破男权话语的遮蔽发出自己的声音的艰难历程。 五四时期的女作家以群体式的阵容问世，与娜拉那强烈的关门声遥相呼应，呐喊着“不自由，毋宁死”的宣言，“打出幽灵塔”，冲出父亲的家门，开始了她们集体争夺话语权的斗争。正如某些评论所概括的那样，五四时期的女性声音虽然呈现一种“非理性的”、“碎片式的”、“自听自话”的态势和特征，但清楚地表明她们已经开始了“寻找自己声音的历程”，并且初步确立了自己的话语权，找到了适合表达“自己的声音”的话语方式和文法结构。女性不再按照男性话语方式和结构去表达自己，这本身就是在实施话语颠覆策略。她们首先使用的叙事策略就是为自己设置了一件“隐身衣”——书信体、日记体、自传体，以抵御男性中心强行干预的目光。现象学家认为，“书信体”属于“孤独的心灵生活中的表述”，是一种“自听自说”的话语方式。18世纪英国女性小说，中国五四时期女性文学多采用“书信体”、“日记体”、“自传体”，从不同的时空证实了女性对文体表达方式的选择，就是对话语权有了自觉性和自主性。所以，在这一阶段，女性说什么、怎么说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说！”“我可以说！”“女人、痛苦、表达，在这里，就是全部。”[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