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所谓的割据，主要是指在一个国家范围之内，拥有军事力量的人或集团占据了部分地区，成为该地区的实际统治者，并由此形成与中央政府或其他地区的对抗、分裂格局。显然，从有史记载的古代一直到近现代，割据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实在是举不胜举，有时甚至可以把某个时期（时代）称之为割据时期（时代）。 除了这种主要体现为军事—政治特征的割据外，在中国当代，其实还出现过主要凭借文艺权利或以文艺表现为特色的另一种割据现象——文艺权利体现或代表了地方政治权利的地位。因此，文艺权利的争夺就成为地方政治策略及操作实践中的重要关切；甚至不妨将之视为地方政治中的主要或核心问题之一。这种以文艺权利为标志、以地方权利为目的的文艺—政治的特殊关系，反映的就是中国的当代文艺与地方政治之间的独特利益关系。我将这种独特的文艺—政治关系及其所形成的特定格局，看作是另一种权利割据。 本文所要探讨的是，在“十七年”和“文革”期间，由地方政治权利围绕着文艺表现及其权利的争夺而呈现出的文艺与政治、特别是文艺与地方政治的权利地位之间的奇特表现和深刻联系。当然，探讨中国当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或涉及文艺活动、文艺现象中的地方政治权利因素或问题，一定不会脱离对最高政治权利即国家政权、国家权利的关注。事实上，中国的当代文艺与地方政治之间，之所以会形成特殊的权利关系，就是因为它们与最高政治权利、国家权利之间的特定关系，就是因为它们必须面对并服从共同的国家意识形态和国家最高权利——简言之就是国家政治。 文艺创作、文艺批评或文艺评价，是地方政治权利的体现或象征。文艺也是地方政治权利地位的表达；地方政治权利则必须对文艺的命运负政治责任。1975年11月18日（星期二）下午三点，由京返沪不几天的《人民文学》副主编施燕平①，遵照前一天得到的通知约定，赶到上海市委小礼堂，接受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的约见。 施燕平此前是上海文艺丛刊（1974年起改名为《朝霞丛刊》）和《朝霞》月刊（1974年起增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1975年9月，接到上海市委写作组通知，将由沪调京，参加并负责筹备《人民文学》的复刊工作，担任复刊后的《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次月，施燕平抵京到任。11月中旬，为了尽快充分地组织好正式复刊后的初期稿源，施燕平又回沪组稿。《朝霞》编辑部是施燕平的“老家”，抵沪当日午后，他就去了《朝霞》。随即又去市委写作组找陈冀德②。谈话中，施燕平透露出了在京时看到有一份解放军文艺社的座谈会材料③，“倒有些新的提法”。这个信息引起了作为上海的文艺领导的陈冀德的重视。次日一早，《朝霞》编辑部就电话通知施燕平，要他联系陈冀德。“我马上给陈打了电话，她问昨天我在她那里讲的解放军文艺社的那份材料带来没有，我说在我笔记本上。她要我抄一份给她，我说内容你都知道了怎么还要抄。她说徐景贤要看一下。这份材料是总政作为正式文件发到部队的，他怎么会看不到呢？这件事有点麻烦，徐景贤看了这份材料，万一发现里面有什么不妥之处，告到春桥同志那里，而春桥同志又是总政的什么负责人，将来查这件事查到我身上，我吃不消，何况这份东两转抄来的，有没有差错，我也没把握。我在电话里支吾了一阵说，这事情我有点怕。她说这有什么好怕的，你抄好后交给我好了！说到这个份上，我硬了头皮答应了下来。”④ 第二天（11月17日）上午，施燕平带着转抄好的材料到《朝霞》编辑部，请陈冀德派通讯员来取。当时，“《朝霞》同志听说有什么材料，吵着要我给他们介绍，我只好把封好的材料取出给大家读了一遍。大家听后，议论纷纷，有的说，这里有些意见显然是针对样板戏创作经验谈的，也有的认为观点有道理，百家争鸣嘛，有些不同的声音也好”⑤。 施燕平“正要离开编辑部时，陈冀德打来电话，说徐景贤知道我回来，想约个时间见见面，暂定于明天下午三点，地点在市委小礼堂”⑥。第二天和施燕平一起去见徐景贤的，除了陈冀德还有任大霖⑦。“景贤同志已等在那里，他一开始就问：听说对上海去的几个同志反映不好。我知道他指的是肖子才和张伯凡，我说主要是指他们的作风和态度。徐说这些同志基本上是要革命的，因此要帮助他们，以后有机会，要提醒提醒他们。接下去，他作了长篇讲话。他讲得很随便，也没有稿子，但却很有条理，对我工作很有帮助。”⑧ 徐景贤的长篇讲话，内容所涉都是当时重大的文艺政治问题⑨，而与本文主旨直接相关的，主要是下面几段话： 要谨慎，特别是对上海去的同志，前些时候有些反映，要多听，谦虚谨慎。你去，有很多人不一定会服气的，你施燕平算老几，就是编了几期刊物，就到这里来占地盘，文学史上哪有你的地位。有些人表面上服心里不服，因此更得注意谨慎，团结更多的人。（讲到这里，他转向一旁的任大霖说：《朝霞》也得注意，现在还欠了辽宁的一笔债，批了他们的《生命》，是否可以考虑转载他们的一些文章，表示向他们学习，以改善关系。） 上海的稿子不要发得太多，我倒有个建议，今后《红旗》一般不发戏曲了，今后发的戏，也不再标样板戏了，因此你们是否把《审椅子》发了。 文学创作、文学评论，绝对不能搞成地方化，本来有些作品可讨论，可评价，可现在一评论到那个作品，就变成对那个地方的支持了，同样一批评，也成了对这个地方的事了，造成紧张，这很不好。《春苗》在其他报纸上，没有看到一篇评论，只是在上海。看来《红旗》发了文章后，可能各地会跟着来。今后评论都这样，恐怕不行吧！⑩ 从徐景贤的这几段话里，很明显至少可以作出如下几个判断：一、将文艺创作、文艺批评或文艺评价与地方政治的权利地位、形象尊严直接联系起来，将文艺问题与地方政治利益直接对等挂钩，将有关文艺现象的态度和判断直接等同于对地方政治权利的亲疏善恶褒贬评价，已经成为一种相当严重的普遍现象——在徐景贤看来这也可称时弊。只要考虑到徐景贤当时所处的政治权利地位和具体职务身份，就能明白他的这番议论完全是针对全国范围的文艺—政治的普遍状况而言的。二、虽然这种普遍现象的弊端已经被一些地方高层领导清醒地认识到了，也对之怀有或表达了深刻的不满，但恰恰因为生成这种普遍现象的政治生态和政治语境没有也无法真正改变，即文艺与政治的具体对应、对等关系已经无可改变地成为当代文艺的性格宿命，文艺的政治利益归属问题是必须要考虑的最首要问题，所以这种普遍现象及其弊端也就难以或不可能被充分、有效地清除，并且反而会更加强化它的积重难返。徐景贤有关上海文艺的人、事议论及上海（《朝霞》）与辽宁的文艺评价关系的担忧，正说明和强调了这一点。三、从文艺方面的权利得失和地位来看，上海的地方政治利益不仅已经变为一种特殊利益，而且还成了一种优势权利、上海的地方政治领导必须关注、思考如何保护和维持有关上海的文艺政治权益的策略，既保持特殊优势，又防患于未然。所以徐景贤要面授机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