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05X（2007）05-0155-03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家”是一个稳定的社会“能指”。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处于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期，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家处于由旧家到新家的解体与生成过程中。伴随着各类家庭的解体，家庭变迁成为社会转型的象征，中国文坛对此投注了极大关注。本文以现当代文学中具有代表性的家庭题材小说为考察对象，探讨在社会变迁中家庭伦理文化的变异情况，试图为新时期构建和谐家庭提供启示。 一、“父子”关系 “父子”关系是中国传统家庭的核心和社会关系的基础。在传统家庭生活中，父子之间是人身的占有与依附关系。所谓家庭和谐，实质上是一种文化规定，它已沦为对于男性中心和奴性习惯的坚守和防卫。加之传统家庭中男子的“父”、“子”双重身份，使得父与子常有一种原始的精神认同。正是这种稳定和谐的父子关系，使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家庭生活模式经久不变。 近代中国，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侵入，单一的家族型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逐渐被打破，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传统宗法制度开始解体。在家庭内部，传统的伦理秩序与父权权威结构受到了近代文化的冲击，父子人身依附关系开始松动。建立于这个基础之上的父子的文化认同，开始为接受了新文化启蒙思想的子辈所唾弃。他们反叛“父为子纲”的孝悌之道，向封建伦理文化提出了挑战。于是“子”作为新文化的代表，“父”作为旧文化的代表，在“父与子”之间出现了激烈的冲突。 社会转型时期，由于父子冲突所处的具体文化背景的差异，父子之间文化较量的表现情形也各不相同。例如，五四时期以《家》（巴金）中的高觉慧为代表的子辈在新文化的社会思潮推动下，对父辈所代表的专制文化反抗的态度可谓坚决，斗争的信心可谓坚定，斗争的毅力可谓坚强。在“父”与“子”的较量过程中，新旧势力的力量不断消长变化。《家》中高老太爷“临终发善”的场面，可以看做旧的伦理文化在新的伦理文化挑战面前的妥协。觉慧也曾感到，自己道德的力量已经超过这个充满衰败的家庭。但是，由于在20世纪初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仍处于优势地位，最终子辈在封建势力的重压下，不得不以出走形式宣告“父子”关系的断绝。而当历史发展到20世纪40年代，情形就大不相同。在《四世同堂》中，抗战后期最富叛逆精神的瑞全成为家庭的权威，在许多问题上作为家庭长子的哥哥瑞宣反倒要向瑞全请教。这表明在新的文化背景下，旧的伦理文化及生活方式逐渐被生活所淘汰。在家庭内部谁代表文明与进步，谁就可以拥有家庭权威。家庭父子关系已经由过去的纵向关系变迁为横向关系。显然，子辈在文化较量中已处于优势地位。 当历史进入20世纪下半叶，中国的现代化方向重新定位。在60年代以后的台湾地区和80年代以后的内地，中西文化自“五四”以后又一次出现强烈的对撞。“父子”冲突包含着新的意义和内容，再一次激化。《家变》（台湾现代派作家王文兴）展示了社会经济转型阶段“父子”冲突的情形，叙说了子辈在父子冲突中产生的新的困惑。 《家变》中的父子冲突具有明显的象征性。《家变》中的父亲，从写实的层面看，他是一个具体的父亲，若从文化层面看，他已不是单一的父亲，而是一种文化的代表。他以迂腐、怯懦、愚昧、拙笨甚至野蛮而成为一种人性异化、人性扭曲的传统与保守的代表，代表了一种缺乏做人尊严的形象。这种异化和扭曲，除了经济的重压外，主要是传统的文化观念使然（包括价值观和伦理观，特别是父权、父尊的观念）。在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中，亲权重，父权更重，“他们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家变》的父子关系，在范晔叛逆之前，正是这种情况。父亲范闽贤是爱儿子的，但是儿子在他眼里只是一种私有财产。幼年的范晔在班上考了第四名，父亲非常满意地摇晃脑袋称，“我有这样一个儿子就够了。有人有黄金银券我不羡慕，我有个值得千万金子的好儿子，有个这样的儿子便是什么财富都比敌不了！……”当然，范闽贤并未意识到这句话的含义。因为，儿子是父母的私有财产的观念早已是中国老辈父母的深层文化意识了，至今也仍然是中国大多数父母的潜意识。这样就产生了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父母把全身心的爱都倾注到儿子身上，另一方面却不能把儿子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来尊重，父母总是设法把儿子纳入自己的规范，而无法容忍一个异己的存在，其结果随着儿子自我意识的发展，父子冲突也就在所难免。 应该注意的是，《家变》中“父子”冲突矛盾主要方面不在父亲，父子冲突的结局是父亲不堪儿子的蔑视、虐待而悄然出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社会处于由农业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型阶段，随着美国资本的输入，在台湾社会中经济主宰一切，物质价值猛烈膨胀，精神价值急剧下降，重金钱、讲实利的观念成为主流社会意识。而这一切无不深刻地影响着台湾青年的成长，并从众多的家庭生活中反映出来。《家变》中的范晔即是在这种社会“新潮流”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崇拜金钱、反叛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一个典型。 20岁以前的范晔，曾被“发财梦”搞得神魂颠倒。做了大学助教的范晔，则把金钱观念直接移植到家庭的人伦关系和对孝道传统的理解上。对于范晔来说，重金钱、重功利的商业伦理观已经替代了重人情、讲道德的传统伦理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