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已风靡英美半个多世纪的英国幻想小说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① 终于被一名中国人慧眼相中，中译本《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于次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读者多认为不可译的英语奇书就此被引入中文世界，漫游至今。对于书中“玩字的笑话”即文字游戏比比皆是的特殊意趣，赵元任先生以语言学者的抱负和赤子之心的浪漫，尽力用通俗晓畅的语体文（白话文）予以传达。自赵译问世以来，其翻译上的得失成败，一直颇受关注，大体上皆是在肯定其经典性的基础上，寻出一些有争议的细节展开分析和评说。② 至于赵译在当时新文学运动及其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似乎鲜有论及。 一、译书选择与人生抉择：时代感召与个人志趣的交汇 1917年1月，《新青年》第2卷第5号刊载的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被公认为“文学革命”发难之作。在此后一年多，《新青年》相继发表了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重要论文，“文学革命”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文学革命首先是文学语言的革命，“是白话替代古文的革命，是用活的工具替代死的工具的革命”（胡适：《逼上梁山》）。③ 在摇旗呐喊、热烈论战的同时，如何以实际行动运用白话文驱逐文言文，成为《新青年》同人的迫切任务。1918年1月，《新青年》第4卷第1号发表了胡适《鸽子》、刘半农《相隔一层纸》等第一批现代白话新诗；接着自第4卷第9号起，《新青年》改用白话和新式标点符号；同年5月，鲁迅以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发表；1920年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颁令全国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国文教材改用语体文（白话文）；同年3月，胡适的白话诗集《尝试集》（其中包括部分白话译诗）出版；1921年春夏，赵元任译出《阿丽思漫游奇境记》。 在这一系列白话文运动事件中，赵元任的出现似乎有点突兀。的确，他不属于《新青年》同人，也不曾在国内发表文学或语言方面的有影响的言论。1917年国内“文学革命”风起云涌之时，赵元任尚在哈佛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1918—1919年他获得博士后旅行研究奖学金，在美国各地、“沉思小游”；1919年返回母校康奈尔大学教授物理；1920年夏，他受清华大学之邀，回国教授数学。在美国接受近10年严格的数理哲学训练之后，赵元任是如何“突然地”闯入了白话文运动、继而与语言学结缘、终以语言学大家传名于世的呢？ 看似历史的偶然，其实与赵元任与生俱来的语言天才、亲历的时代潮流以及与胡适这位新文学运动旗手的亲密友谊之间，④ 存在着某种必然的逻辑。孩提和少年时代，赵元任就特别敏感于各地方言的差异，常常细加辨别和摹仿。⑤ 在美留学期间，虽相继以数学、物理、哲学为主攻方向，但他兴趣多样，涉猎甚广，尤其对于当时作为新兴学科不断成长的语言学始终抱有钻研的志趣。1912年他在康奈尔大学就读期间，选修过音韵学课程，他回忆道：“我对语言学发生浓厚兴趣是在选修戴维森教授所教音韵学之后。学了国际音韵字母，使我大开眼界，也大开耳界。以后在哈佛大学我选修更多音韵学课程，兴趣更为提高。”⑥“转到了哈佛的研究院，我在名义上专修的是哲学，但是上了很多的语言的科目。虽然没有语言系，但是已经有语言学入门的一科了”（赵元任：《我的语言自传》）。⑦ 认真持续的系统研习，加上灵敏过人的听力和乐感，使得赵元任在语言学和音乐上修养深厚，为他日后专事语言学研究和进行音乐创作奠定了绝佳的基础，而多年的数理逻辑训练也有助于他形成严谨清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赵元任对于语言文字的兴趣并不限于书本上的钻研。1915年8月，美国东部的中国学生会成立了文学科学研究院，胡适与赵元任皆为文学股委员。他们商议决定，将“中国文字的问题”定为本股的年会论题。赵元任专论《吾国文学能否采用字母制及其进行方法》，胡适则撰写《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提出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对立是“半死之文字”与“活的文字”之间的对立，这个话题引起留学生们的关注，并由此转到中国文学问题的讨论（胡适：《逼上梁山》）。⑧ 讨论延续了一年，最终促使胡适写信给陈独秀抒发己见，继而催生了《文学改良刍议》。赵元任没有直接参与讨论，从他的论题可见出，他的兴趣仍侧重于探讨实际问题的科学解决之道，但他的基本立场应是倾向于胡适的。后者在晚年仍然记得： 赵元任先生……他生成的音乐耳朵，他的声音最正确，所以他对语言最精，这是我最佩服的权威，我们是老朋友，那时他没有牵涉到那个翻船的偶然的事情（指1915年康奈尔大学中国留学生游湖翻船、后来因作诗纪念而引起语言文学讨论的逸事——引者注），不过他是很早提倡白话而且提倡字母拼音的人。他常说：“适之呀！你的白话文不够白，你要不相信，我可以给你录音，你自己再听一遍。”他录了之后，再放给我听了，觉得真是不够白。他给我改文章，改得我五体投地的佩服，这就是我们当初提倡白话文时候的情形，虽然提倡有心，但是创作无力（胡适：《提倡白话文的起因》，1952年）。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