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政府主义思潮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抢滩中国，迅速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兴趣，被奉为“二十世纪之新主义”①。但在1903年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对无政府主义的介绍主要集中于俄国虚无党的暗杀活动方面，对这一政治思潮的理论体系，则语焉不详。1907年，在东京和巴黎先后出现了《天义》（刘师培、何震主办）和《新世纪》（吴稚晖、李石曾等主办）两份以宣扬无政府主义为宗旨的刊物，使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传播出现了高潮。辛亥革命之后，在师复（刘思复）等人的影响、带动下，涌现了众多宣扬无政府主义的社团。师复死后，他的理论被追随者们奉为“师复主义”，影响不断扩大。到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成为中国政治思想界的主要潮流，其影响溢出了政治畛域，不断向中国文化、文学渗透，从而汇入主流思想和主流文学的血脉，参与了新文学的孕育和发展过程。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曾经信仰过无政府主义或参与过相关组织活动的人，如巴金、蒋光慈、许杰、丽尼、钱杏邨、鲁彦、高长虹、丁玲、胡也频等；另一类作家从未信仰过无政府主义，也很少参与无政府主义者们组织的活动，但他们却对这一学说产生过兴趣，甚至接受了其中某些观念的影响，如鲁迅、周作人、胡适、陈独秀、郭沫若、郁达夫、王以仁、茅盾、瞿秋白、夏丏尊、徐懋庸等。 第一类作家几乎都有参与无政府主义活动的记录，如蒋光慈、钱杏邨早年在芜湖求学时，曾参与组织过无政府主义团体“安社”（“安”即“安那其”之意），蒋光慈曾充满信心地说，无政府主义“现在虽不能实行，也绝不能断定它的永远不能实行的了”②。许杰1921年在浙江省立第五师范（绍兴）读书时与同学一起组织过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团体“龙山学会”。1922年师范毕业后，他应无政府主义者张应天的邀请到安徽公学任教，积极参加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活动，认为“安那其的理论比布尔什维克的理论高明些”，并公开“以无政府主义自居”③。巴金是20年代中国最虔诚的无政府主义者之一，他的好友丽尼曾就读于（1927年）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劳动大学，1928年到泉州无政府主义者创办的“黎明高中”任教，参与了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宣传活动。高长虹早期对无政府主义颇有好感，他在《离魂曲》中高唱：“安那其之美备兮，/乃超人之所居。/吾在群彦之中兮，/忝滥竽而充数”④。他信奉的“超人”哲学，即属于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范畴。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也提到，长虹“似是个安那其主义者”⑤。丁玲在上海平民女校时，阅读了一些流行的无政府主义著作，与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有过密切交往，也参加过他们组织的会议，并按无政府主义者的流行做法，废蒋姓，改名冰之；后来到北京，“曾跟活跃于国立北京大学的无政府女权主义组织有过接触。从那些妇女那儿她也许知道曾访问过中国的艾伦·契和朵拉·布莱克两人。由于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她参加了1923年的玛格丽特·桑格节制生育和性解放运动。丁玲有可能从艾玛·戈德曼（高德曼——引者注）的思想中吸取了一点什么，因为她有点像俄国人那样把女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融为一体”⑥。胡也频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前，也接受过无政府主义的濡染，他改信马克思主义之后，开始清除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这一思想轨迹在小说《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中表达得十分清楚。 第二类作家没有信仰过无政府主义，但他们都阅读过一些无政府主义的著作，或曾与无政府主义者有过联系，因而多少受到了这一思想的冲击和影响，有时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无政府主义倾向。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就对施蒂纳、尼采、基尔开郭尔等个人无政府主义者十分激赏，五四时期，他翻译了俄国著名无政府主义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幸福》、《医生》等作品，还写下了《阿尔志跋绥夫》、《〈幸福〉译者附记》等专论。周作人在日本期间就向《天义》投稿，还受鲁迅嘱托，节译了克鲁泡特金的《一个革命家的自传序》，以《俄国革命与虚无主义之别》为题发表在《天义》报上⑦。到五四时期，他参观了日本无政府主义的试验基地“新村”。由于他的介绍，“新村”运动在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胡适、陈独秀在五四时期都对无政府主义者易卜生推崇备至，热情支持过带有无政府主义性质的“工读互助团”，并对当时学生中流行的“国家主义”观念提出了尖锐批评。郑振铎、叶绍均、夏丏尊、丰子恺、夏衍等人都曾在“立达学园”任教。“立达学园”由无政府主义者匡互生于1925年创立，初具规模之后，成立“立达学会”。参加者除上述人员外尚有茅盾、朱自清、刘大白、朱光潜等，出版刊物《一般》，由开明书店发行。该校不设校长，只有一条校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对学生实施“爱”的教育，师生之间、男女之间相处无碍⑧。据朱光潜回忆，“立达学园”提倡教育和劳动相结合，“准备由学园师生开垦一个农场，后来这个愿望也实现了”⑨。从组织形式到办学思路，都可看出这是一所类似日本“新村”式的学校，他办学的宗旨是匡互生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学园参与者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是匡互生的拥戴者。“立达学园”可以看做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推广教育的第一块阵地，它比“劳动大学”早了很多年。由于它远离政治斗争，参与者多是文界精英，因而其影响也十分深远。徐懋庸没有参与大规模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但他本人曾经说过：“在1928年下半年以前，能够得到的革命的书，只有讲无政府主义的，我就读了好多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如《面包略取》等，很感兴趣。”⑩ 关于瞿秋白，他在《多余的话》中说：“我同郑振铎、瞿世英、耿济之几个朋友组织《新社会》杂志的时候，我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的无政府主义者。”（11） 郑振铎也坦白说，1920年他与瞿秋白办《人道》月刊时，自己“具有朦胧的社会主义的信仰，而看的书则以无政府主义的著作为多，因此，就受了他们的影响，而主张什么‘人道主义’”（12）。茅盾在1920年翻译了罗素《到自由的几条拟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一书的第二章《巴苦宁和无强权主义》，撰写了《译者按》。他自己也说过：“1917—1918年间，我也喜欢无政府主义的书，觉得它讲的很痛快。”（13） 在为《安那其主义者的声明》写的“按语”中，他评价说：“我个人虽不是对于安那其主义很有研究的人，但也些微看过一点关于那一类的书，很晓得真正的安那其决不是‘拆白’的‘混吹’的”（14）。其小说《蚀》三部曲盈溢着阿尔志跋绥夫《沙宁》（今译《萨宁》）式的个人主义情绪。因此不难看出，即使这些没有信仰过无政府主义的作家，在他们的思想意识建构过程中，无政府主义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他们的文学活动提供了重要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