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现代传统与当代的诡秘关系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前行，它作为社会变革的一部分，不可避免也就随着社会变革而发生深刻的裂变。不管我们怀着多么纯粹的文学愿望，也无法完全弥合这其中所包含的历史断裂。在当代文学史已经习惯的表述中，现代与当代，仿佛是一个深渊的彼岸，它们遥不可及却又相互注目。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我们习惯于在深渊的两侧行走，彼此互不干涉，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就被理所当然地分为现代与当代两个时代。所有要界定这两个时代的努力，实际上都是在加深二者的分裂，只有分裂，可以使彼此区别开来。而一旦界定，就要使各自本质化和历史化，现代文学被给予了某种本质意义，而当代也被定位于一种历史品格的名义下。一方面是要分裂和给予本质，另一方面要给当代文学提示一种历史合法性，因此也要从现代那里获得历史前提和传统依据。现代传统于是根据当代本质而被给定了。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意义上，现代传统是在当代的革命经典叙事的建构中完成其传统之再造的，很长时期以来，现代文学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学的命名下被规定了它作为传统的意义，这一意义，在当代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学的自我规定中若隐若现。实际上，这一传统也只有幽灵学的意义，除了被本质化的鲁迅，在十七年直至“文革”期间，现代文学几乎是被革命的对象。通过对《红楼梦》的批判运动清算胡适的资产阶级思想，到揪出胡风“反党集团”，实际上是包含着与“现代文学”传统的双重决裂：既与启蒙主义的文学革命决裂，也是对现代左翼革命文学的决裂。其后果则是完成革命文学历史的重新开创，那就是从延安解放区的革命文艺运动纲领中确立新的文艺方向。确实，现代与当代的断裂，与其说是历史自在生成的，不如说是当代的文学政治化运动不断促使其完成的。我们在理解当代作家与现代文学传统的关系时，一定不能忘记这种情况：当代文学一直致力于割裂与现代传统的联系而试图建构全新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学——这个革命文学既有传统，又没有传统；有传统是因为它居然给出了自己的传统，没有传统，是因为它是自我起源的历史新纪元。 这就使得在“文革”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当代文学一直是奉西方文学为圭臬。尽管“新时期”文学也曾自我命名为“现实主义的复苏”，但五六十年代的现实主义与“新时期”的现实主义并不是一回事，而三四十年代的现实主义则面目不清。当代作家如果要找到自己的父亲，那一定是西方经典大师或新近翻译过来的名师大家。而八十年代追逐现代派的时代潮流，也让作家乐于认同现代主义的代表作家作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卡夫卡、罗伯—格里耶、博尔赫斯、马尔克斯、杜拉、黑塞、塞林格、杰克·伦敦、海明威、米兰·昆德拉……等等，或许还有一些古典或现实主义大师，托尔斯泰、肖洛霍夫等等。理论方面：尼采、叔本华、海德格尔、弗洛伊德、萨特……等等，也是作家们热衷于追寻的思想资源。创作界的崇尚现代派与理论界的西学潮流如出一辙，当代文学的现代传统几乎被遗忘。只有一年一度的五四纪念大会，才会让人想起还有一个五四的辉煌时期，还有一个鲁迅是我们伟大的文学传统。 在八十年代的反传统运动与崇尚西学的潮流中，不用说，现代传统只能是一个被悬置的问题，只有在九十年代，现代传统才需要认真面对。究其直接原因，当然是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历史变故使然，所谓思想史转变为学术史，以及回到“国学”的潮流，这些都足以使“传统”这个字眼不再具有保守和落后的色彩，相反，它开始具有了深厚学理的意味。所有的传统并不是天然地存在于历史的某个段落或位置，它不过是当代根据自身的需要想象性地建构的产物。当我们说“现代文学传统的丰富性”在九十年代开始被发掘时，这相当于说，九十年代需要并且有可能把现代文学想象为一个丰富的传统。九十年代大学教育的快速发展，在学院体制内，文学传统无疑是一个需要强调的命题，文学史研究也自然地成为显学，这都使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关系被重新考虑。或者说，当代文学面临着重新面对自己直接的传统这一历史使命。 确实，去探讨当代文学与现代传统的关系具有如此之大的困难，这在学术史或文学史上都是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问题。如此近的文学史前提，其联系无疑广泛深入，所谓千丝万缕，岂有困难可言？事实上正是如此，一方面，是历史造就的结果，当代文学在十七年间和“文革”时期的“去现代传统”的文学政治化运动；另一方面是八十年代作家对西方的追崇。九十年代以来，作家开始关注现代传统，但这方面的直接言论并不多见，而真正转化为作品中可见的故事母题、人物、风格、语言等等艺术表现方面的质素也并不容易确认。如果是在相似性或邻近关系的比较中来确认二者的联系是否有充足的依据，还是一个疑问。作为传统，不管它如何割裂，总是会起到作用，但这种作用有多大，这种联系有多深入和密切，却并不是依靠表面的相似或相近关系可指认的。 因此，在清理现代传统与当代作家的关系时，不得不还是依靠他们在精神上的响应、在文本的相似性关系方面，甚至在当代作家对现代传统的反抗态度方面去寻求他们的内在联系。我试图表明这样的思想：在九十年代以来，当代作家与现代传统的关系正处于恢复和重建的阶段，正是对现代传统重新确立的阶段。因此，二者的关系存在着诸多复杂、暧昧和悖论式的关系。要全面阐述现代传统与当代作家的关系非本文所能胜任，这里选择几个重点视角，主要是通过个案分析，来看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 伟大传统的展开与变异：从鲁迅到余华 一九四○年二月，延安新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当时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文中对鲁迅做出在当时无疑是石破惊天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① 鲁迅在这样的意义上成为一个方向，这个方向不用说就是指引后来的当代文学的传统。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主流文学史的叙述确认鲁迅给定和规定了中国现代文学传统。政治化的鲁迅和鲁迅的政治学，实际上也是从现代文学中抽象出一种政治规定，它使当代中国文学力图在这个规定之下去开创自己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