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伊始，一家当代文学批评杂志再次以“隆重”的篇幅推出了“新世纪文学研究”的专栏①。从1990年代一些批评家提出“后新时期”② 到因千禧年而诞生的“新世纪文学”，一种欲终结“新时期”于一宿的姿态呼之欲出。不过，对所谓“后新时期”和“新世纪文学”的切切强调不仅没有让一个时代的背影渐行渐远，反而让“新时期文学”以更加峻急的态势向我们逼近。 程光炜认为，对于“新世纪文学”的建构没有必要遮遮掩掩，因为正是通过一系列有意识的“建构”，历史才得以敷衍生成③。这倒是深切提醒了我们，新时期文学同样是通过某种历史之手“建构”形成的，更重要的是，它的“建构”只有在“后新时期”的建构、“新世纪文学”的建构中才得以更充分地凸显出来。从另一个角度讲，如果新时期文学可以理解为一种话语类型，它只有在与其他的话语类型的联系、区别、继承和断裂中才能更丰富它自己的言说与所指。 诚如斯言，这正是我们今天讨论“新时期文学”的一个角度。这并非是后来者对历史的“误读”或“改写”，而是在历史发生的原点就包含的歧义和复杂。如果我们翻开1976年以来中国“新时期”的文学史，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伤痕文学论争”、“第四次作代会”、“朦胧诗论争”、《新时期文学六年》、《新时期十年文学主潮》、“现代派讨论”、《论文学的主体性》……这种种会议、论争、著述、文章在书写、总结、传播、界定着一段“新时期”史，但与此同时，这些历史的“填充物”又如一个个不死的“老灵魂”，总在不断地改写、反诘甚至破坏着已有的历史之“实”。这一过程固然有黑格尔所谓的“正”、“反”二律结构，但其中的“真”与“假”、“实”与“虚”、“正”与“误”又岂能一言以蔽之？ 把“主体论”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论述，如《论文学的主体性》、《新时期文学十年主潮》、《新时期文学的突破和深化》、《刘再复现象批判》、《审美与自由》等放入这样一种历史视野中予以考量，首先意味着我们承认这些“言说”都真实地“建构”了历史，并已经成为一种无法回避的物质和精神事实，而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强调这种“建构”并没有“终结”，而是在“开放性地”接纳来自各个方面的加入，即使这种“延续”有时候必须以“断裂”的姿态出现。因此，我工作的重心不是为了去检讨“主体论”的成败得失，我要追问的是，“主体论”是如何又是以怎样的方式参与新时期文学的“建构”或者说“历史化”的？这种参与对新时期文学的历史格局起到了什么作用？最后，关键是，这种参与的背后隐藏着何种知识运行机制，它与整个八十年代的历史语境、知识立场构成何种内在的关联？ 一 对新时期文学的不同“认知”、“规划” 新时期文学的干将之一李陀在2006年的一个访谈里回顾了八十年代两个重要的思想运动，他说：“要做历史分析，我以为首先要做的，是回顾八十年代‘思想解放’和‘新启蒙’这两个思想运动，回顾它们之间那些纠缠不清的纠葛和缠绕，它们之间那种相互对立又相互限制的复杂关系。”在李陀看来，“思想解放”和“新启蒙”两者之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前者是要“在对‘文革’批判的基础上建立以‘四个现代化’为中心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思想上的新秩序。”后者则是“想凭借援西入中，也就是要凭借从‘西方’‘拿过来’的‘西学’话语来重新解释人，开辟一个新的论说人的语言空间，建立一套关于人的新的知识。”④ 李陀以作家的身份和意识去讨论“新启蒙”与“思想解放”之间的复杂关系，无疑给治“新时期文学”史的人提供了一条重要的路径。我们知道，在八十年代，无论是“新启蒙”还是“思想解放”运动，文学都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文学不仅是这两个运动的重要参与者，甚至一度占据“急先锋”的地位。因此，“思想解放”和“新启蒙”的区别和纠缠，也暗示着这一时期的文学的区别和纠缠。实际上，正如李陀所言，因为“思想解放运动”和“新启蒙运动”的发起者的文化身份、意识形态目的、知识文化谱系的不同，他们对新时期的文学的认知、期待、规划也有着相当大的不同。 虽然自“真理检验标准”讨论以来，思想解放的气氛已经开始在全国蔓延，但从当时的有关讨论来看（比如关于“伤痕文学”，关于“歌德与缺德”问题的讨论），作为“文革”“重灾区”之一的文学艺术界解放的脚步还举步维艰，在这种情况下，1979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以下简称“四大”）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肩负着“确立新时期文艺工作的方针，调整文艺政策，同各种错误倾向和思潮进行有力斗争，完成新时期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发展的重要历史转折。”⑤ 这次大会最重要的成果是邓小平在开幕式上的发言——《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它被认为是“具有纲领性质，是这次大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主要标志。”⑥ 对于1979年代的中国的文学艺术界而言，完全可以理解他们对“四大”和《祝辞》所抱有的热情期望和高度评价，因为邓小平在《祝辞》中对“文艺黑线”的否定，对“文革”前17年文学成就的肯定，对1976年以来文学的新变化的支持不仅为主流文学界肃清长期“左倾”的余毒提供了政治支持，也对刚刚过去的三年文学成就给予了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