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9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072（2007）05-0088-05 20世纪初期，鲁迅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强烈呼声，在他《呐喊》、《彷徨》的25篇小说中，就有16篇或多或少写到“孩子”。可以说，“孩子”观念是鲁迅的核心观念之一，而“孩子”形象在其小说中也是举足轻重的。但不少研究者一厢情愿地从鲁迅的某些杂文或书信中梳理出“儿童是人，儿童是儿童”的基本命题，对“救救孩子”也只看到其肯定的一面，却忽略了鲁迅对“儿童不是人，儿童不是儿童”的人性弱点与生存困境的独特发现，以及鲁迅对“救救孩子”的彷徨与怀疑。毕竟，对于研究对象，只注意其理性宣扬的一面是远远不够的，更要把握其不宣扬的甚至反理性的一面，在二者的重叠或缝隙处寻找与发现，才可能获得对研究对象真实、完整的理解。 一、人性之丑陋 在鲁迅的《孤独者》里，有两段话值得注意：一段是魏连殳的环境论，“大人的坏脾气，在孩子们是没有的。后来的坏，如你平日所攻击的坏，那是环境教坏的”；另一段是“我”的本性论或性恶论，“如果孩子中没有坏根苗，大起来怎么会有坏花果？”无论是环境论还是性恶论，言外之意都是孩子将会变坏或已经变坏，有着人性之丑恶。 人性之丑恶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是“看”，冷眼旁观。《孔乙己》是孩子看主人公的痛苦与潦落，对他的死也只是麻木无情的叙述。《示众》是孩子看群众，他们看秃头，看蓝裤腰，看奶子，看罪犯，他们不关心罪犯犯了什么罪，为什么示众。他们的唯一焦点是“看”这个动作本身，“看”变成了生活的调味料和意义，但正是这“看”使得世人（包括孩子们）的庸俗、冷漠、缺乏生机被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看”的时候也是“被看”，这种“看”/“被看”二元模式的内容同样是不变的庸俗、冷漠，如此，“看”与“被看”没什么两样，“看”与“不看”也没什么不同，这世间便陷入了一种“不堪一看”、“不值得看”的死寂局面。更令我们担忧的是，文中有三类孩子在看，一类是代表普通百姓的“十一二岁的胖孩子”，一类是代表知识阶层的小学生，而另一类是象征新生命的老妈子抱着的婴孩，所以老妈子的一句“看呀！多么好看哪！”则象征着人类的庸俗观看，渗透着作家不忍目睹的深刻悲愤和绝望，以及那种悲悯众生、新生的伟大情怀。第二种“看”是孩子看知识分子或先驱者。《狂人日记》的狂人因为孩子们“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脸色也都铁青”而万分惊恐，《长明灯》中的疯子也因孩子们围观而狂呼，《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在孩子的“看”中悲哀，甚至《药》里面也许会有孩子看革命者的被杀头而得着几天的谈资也说不定。如果说前面是看庸俗，那么这里则是看启蒙和狂猛精神的被杀，两种“看”仿佛都成为人们生活的调味料和意义，实质上“看”成为了污浊的、不可调和的无意义与绝望，很明显，“看”转化为“看杀”或“吃”。如钱理群所言，“启蒙的结果是被启蒙的对象活活地吃掉；这里，被质疑、批判的对象是双重的：既是那些‘吃人’的民众，更是‘被吃’的启蒙者，以至启蒙本身。”[1] 41 其次是嘲讽、轻视。狂人被嘲笑其疯狂，孔乙己被小伙计轻蔑：“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陈士成的学童也对再次落榜的他“脸上都显出小觑他的神色”。三种嘲讽，无论是嘲讽病征、地位抑或是知识才能，其实都隐含着冷酷、势利的毒素。如此，孩子人性丑恶的第三个特点“凶狠恶毒”便并非信口开河了。“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但孩子们“似乎想害我”，也都“恶狠狠的看我”，眼中藏刀，这是《狂人日记》；长富的儿子对吕纬甫更是瞪眼，“恶狠狠的似乎就要扑过来，咬我”，这是《在酒楼上》。如果说此二者只是恶的话，那么在《长明灯》、《孤独者》与《鸭的喜剧》中便是“欲杀”与“杀死”了：一个赤膊孩子擎起他玩弄的苇子，对疯子瞄准，发枪击似的“罢”的声音（《长明灯》）；魏连殳被街上一个“还不很能走路”的小孩用苇叶指着说“杀”（《孤独者》）；而小鸭更把小蝌蚪毁灭得一干二净，使周遭重新变成了无生趣的“沙漠”（《鸭的喜剧》）。只要是有思想、有个性、有生机的东西，都受到了压抑和杀戮，但令人恐怖的是，这是孩子的行径，是新生命在压抑和残杀具有新生命的事物，笼罩着一种浓黑的悲凉与绝望色彩。新生命尚且如此，还能剩下什么？这又岂是一个“恶”字了得？的确，除了“恶”之外，还有同样丑的奴性与贪婪，这一点在《孤独者》里面有充分的体现：为了小礼物，大良们奴颜婢膝地给魏连殳“装一声狗叫，或者磕一个响头”；同样他们为了礼物而大打出手，在顽皮之外是暗含着贪婪的。为势利而作奴才相，而钩心斗角，这难道不令我们想到孩子们的将来？或者曾经是孩子的大人们？孩子的现在和未来都如此，像鲁迅在《随感录·二十五》所说，看十来岁的孩子便可逆料二十年后的中国的情形，看二十多岁的青年就可以推测五十或七十年后中国的情形，如此，中国能不陷入死气沉沉的无边荒漠吗？启蒙者能不陷入一种“无物之阵”？进行的能不是“绝望的抗战”吗？ 鲁迅对环境（大人们、父亲们）教坏孩子的“审父”观念诱因主要在后天的社会、文化、人心，而小说中写孩子的人性丑恶矛头指向的是同样丑恶的社会文化与人性弱点。其实，鲁迅对孩子人性恶的发现并非抽象的理论说教，实乃根源于其深切的生命体验与人生经历。例如鲁迅青年时的剪辫之举曾受到过包括孩子在内的人们的敌视，致使他有意无意形成了一种“辫子情结”，在小说《阿Q正传》、《头发的故事》、《风波》和杂文《从胡须说到牙齿》、《病后杂谈之余》等等文章都有所表现。而不少青年在获得鲁迅的帮助后却反唇相讥，“由经验的结果，觉他们之于我，大抵是可以使役时便竭力使役，可以诘责时便竭力诘责，可以攻击时自然是竭力攻击，因此我于进退去就，颇有戒心，这或也是颓唐之一端，但我觉得这也是环境造成的。”（《两地书·六九》）在这段融合经验描写、自我解剖和社会反思的文字中，能够看出某些青年的可恶与可鄙。在此，鲁迅仍然把青年的易变狡诈、忘恩负义、使役他人的性格归于“环境”，但在其他地方，他不得不承认“恶”是某些青年人性的深层结构甚至本质构成。“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导师》）“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答有恒先生》）。前句“此外还多”言外之意多的是与“昏着的”等相似的青年，只是作者不忍列举罢了，“醒着的”、“要前进的”何其少也。如果说前一句指青年的状态，透露出鲁迅浓重的失望情绪，那么后一句则以青年的杀人与凶残，喷射出鲁迅深深的绝望，这已非人性的“坏”或“恶”，而是全“无”人性了。在此，“致人性于全”成了一句空话。鲁迅关于“人性恶”，时而“环境论”时而“本性论”，这并不是说他的观念错乱或者人格分裂，其实在他的观念中，二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并存或并行的，偏于环境体现出他对社会文化的思考，体现出他对幼者的爱，对人性善的良好愿望与期望，而偏于本性则是他在真实遭遇中，思想直抵人性的深层和复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