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是鲁迅诞辰125周年、逝世70周年。在这一年里所发表的与鲁迅研究有关的文章，与往年相比较，单是在数量上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飞跃，几乎相当于往年所发表论文的两倍还多。除《鲁迅研究月刊》（以下简称《月刊》）这样的鲁迅研究的权威刊物之外，这一年的许多学术性刊物，甚至包括一些非学术刊物，纷纷不约而同地开设了“鲁迅研究”的专栏。其中发表鲁迅文章最多的刊物是《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竟有22篇之多。此外诸如《广东社会科学》、《社会科学辑刊》、《东南学术》、《泰山学院学报》、《绍兴文理学院学报》、《钦州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报》、《中国新闻周刊》、《南方周末》、《粤海风》等各类报刊杂志，也发表了相当数量的鲁迅论文。由三馆一校所共同编辑而成的《鲁迅：跨文化对话——纪念鲁迅逝世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①（以下简称《鲁迅：跨文化对话》）更是集结了相当水平的鲁迅论文。加上其他几部鲁迅研究专著和在为数更多的学术期刊杂志中出现的有关鲁迅研究的文章，所有的这一切汇集起来共同将2006年度的鲁迅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一、鲁迅作品研究 1、《呐喊》、《彷徨》研究。如同上一年，本年度所发表的与鲁迅作品有关的文章，仍然大都集中在《呐喊》、《彷徨》。与《呐喊》研究有关的文章，主要集中在《狂人日记》。与《彷徨》研究有关的文章，主要集中在《伤逝》。 《狂人日记》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于《狂人日记》的历史渊源、修辞叙事以及与其他作品的比较研究中。谈蓓芳《试论鲁迅〈狂人日记〉的历史渊源——对其创新所在的别一种理解》② 认为《狂人日记》之揭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并把这弊害归结为“吃人”，在中国文学的传统中是有深厚的基础的，是合乎逻辑的发展。尽管目前尚无充分的依据证明鲁迅在《狂人日记》中之揭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乃是受了《红楼梦》或《儒林外史》的影响，但既然在《红楼梦》等作品中已经出现了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的内容，那就意味着这种内容是可以——而且已经——从中国文学的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并不是外国文化强加到中国文学中去的，也不是受了外国文化的影响的鲁迅所制造出来的与中国文学传统相对立的东西。这是自去年张兵《〈铸剑〉的文化解读》③ 之后，又一篇专门探讨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的论文。这种重要的文化现象，亟应得到人们认真而深入的研究。至于在研究过程中的得失，是可以引起进一步的争论的。 高道一《关于孔乙己原型及其他》④ 认为孔乙己的原型是鲁迅的绍兴老乡徐渭。这是一个较为新颖的见解，为人们考察鲁迅与徐渭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线索。笔者对于鲁迅与徐渭之间的精神联系也早就有所留心。笔者是从“鲁迅与中国文人画”的视角切入这个题目的。与之相似的题目还有鲁迅与石涛、与八大山人、与陈老莲、与陈师曾等，皆属于鲁迅研究之中的跨学科比较研究的范畴。如果有人对此也感到兴味并加以深研，可能会在鲁迅的精神世界中发现一番别样的景观吧。 《伤逝》是鲁迅创作的唯一一篇爱情小说，近年来有关《伤逝》的论述持续不衰，亮点不断，本年度《伤逝》研究亦不例外。贾蕾《〈伤逝〉：传统乐章的现代变奏与升华》⑤ 在与元稹《莺莺传》的比较中，认为《伤逝》是将“始乱终弃”的传统主题进行创造性地推陈出新的爱情小说。通过对这个“始乱终弃”的现代版本的阐释，作者发现《伤逝》的艺术魅力在于：鲁迅在传统的叙事框架中融入了细微的个人体验，使情节的内涵没有停留在痴心女子负心汉的两性结构中，而包含了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带有对现代社会中孤立无援的个人之间沟通的人性探索。这就在一种新的理论视野中，突破了传统传记学研究中的简单比附模式，在具体文本解读中做出了更为深广的解释。无独有偶，凌逾《“弃妇诗学”与“反弃妇诗学”话语》⑥ 尽管也将《伤逝》解读为是一痴心女子负心汉的现代版经典，却得出了和贾文完全不同的结论。即认为，尽管鲁迅是五四反叛先锋时代的精神导师，《伤逝》也在无意中建构了现代弃妇诗学话语，但鲁迅却仍然未能逃脱中外历史文化建构的“弃妇诗学”模式的牢笼。两者的结论孰是孰非，还可在学术界引起进一步的争论。袁一丹《伤逝：起死的衍义》⑦ 则将《伤逝》视为一不可辨读的哀辞，认为在《伤逝》中其实已经暗含了鲁迅的自悼，同时也预示了日后亲人们对于他的纪念。这实际上是将《伤逝》看作了一篇具有强大辐射性隐喻性的寓言。 2、《故事新编》研究。本年度总论《故事新编》的文章多从文体角度入手，不仅数量多，而且亮点突出。 汤哲声《〈故事新编〉与“故事新编体”小说》⑧ 认为《故事新编》是鲁迅创作的小说集，但“故事新编体”小说却是中国20世纪文学中的一种文体存在。它在《故事新编》问世前后都一直存在。从《故事新编》的文体特点来看，它实际上是与“故事新编体”小说一脉相承的。这就提出了一个新的文体概念：“故事新编体”小说。陈林侠《从文化自信到虚无：历史叙事的另类形态——〈故事新编〉与“新故事新编”比较研究》⑨ 则提出了另一个内涵、范畴与之不同的概念：“新故事新编”，用以专指当下的新历史小说，尤其是借助网络媒介的所谓历史小说。认为当下新历史小说大多以戏谑的方式关注先秦乃至本民族的始初历史，以现时态的情节碎片冲击了文本的封闭性，这与鲁迅的《故事新编》颇多相似之处。但是两者所呈现的精神状态相距甚远。《故事新编》是一次思想的对垒、智性的交锋；正是这种理性智慧的存在，托起了解构传统文化、重建现代文化的希望，透露出生命蓬勃的文化构想。而“新故事新编”则充满了内倾与自敛，弥散着浓厚的神秘与虚无之感。大多数文本以第一人称直述当下的迷惘。这深刻反映出民族文化身份的淡薄与所处困境。房伟则将《故事新编》命名为“杂文历史小说”，并将之与王小波的历史小说进行比较⑩。他认为鲁迅与王小波都存在着“杂文化历史小说”的内在文化逻辑和文体追求。批判现实性、历史叙事和民族主义的多重悖论诉求，构成了《故事新编》的特殊形态，而20世纪90年代后文化语境的复杂生成，为王小波继承并发展这种历史小说文体提供了契机。他对唐文明的弘扬，犀利的杂文证伪意识和文学想象力的解放，已为当代中国历史小说的创作开辟了一条有别于新历史主义的道路。这就在与鲁迅《故事新编》的比较中将王小波的历史小说从一般意义上的新历史小说群中特意超拔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