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当代汉语诗坛，目前活跃的大约有这样几种诗人层次：首先值得关注的是以北岛和多多为代表的“朦胧诗”时代的诗人，他们在近几年或以新的写作方式或以经典文本的再度流传重新赢得了人们的尊敬；接下来应该是一些被称之为“第三代”的诗人，以肖开愚、欧阳江河、王家新、西川、于坚、王小妮等优秀的汉语写作者为代表；再次是一批像黄灿然、臧棣、余怒、伊沙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诗人，这一批诗人，在“第三代”之后的中国诗坛，或以诗艺的成熟或以激烈的反叛姿态已成为人们难以忽略的人物。 而在这些前辈、导师或兄长之后，当代汉语诗坛最为活跃的、人数最为众多的恐怕是一批被称之为“70后”① 的诗歌写作者。“70后”诗人的写作目前虽然在思想、经验上还不够深切，在诗艺上还欠成熟，但其从事诗歌写作的热情、对现存文学秩序的反抗意识、对新的诗歌方式的探索，借助于新的传播媒介（尤其是网络论坛和民刊），广泛而频繁地刺激阅读者的眼球，使人们在关注当代中国诗歌时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关乎汉语诗歌未来的巨大存在。对“70后”的历史和当下写作状况的考察，似乎也充满必要。 二、最初的出场 根据诗人安石榴的追述，“70后”这一专指生于七十年代的中国诗人的概念，最早来自南京的小说写作者陈卫所办的民刊《黑蓝》②。这份1996年2月在南京出版的颇具个性的杂志，至今仍是许多诗人宝贵的收藏。陈卫在发刊词中宣称：“1.《黑蓝》：季刊，1970年以后出生的中国写作人（简称‘70后’）的聚集地；不排斥其他年龄段有建设意义的人。2.‘70后’：大师的四射光芒，众多速成的图景，父兄出于他们的延续而对我们的畸形期望，最后让我们只能孤身一人面陷黑暗；太多的标准，使我们更情愿把对自身的认可首先还给自身。3.《黑蓝》：‘70后’实践的号角：从这里开始，我们渴望行动与写作的合拍，渴望坚实，渴望浑厚，渴望整合，渴望巨人，渴望以写作造就惊心动魄的精神；一句话，渴望自己的大师。4.主发中短篇小说和长组诗，兼发长篇小说、剧本、手记、随笔、访谈；暂拒理论批评。” 由于《黑蓝》并非纯粹的诗歌刊物，也由于停刊及其创办人过早消失于文坛等原因，“70后”这一提法在诗歌界并未迅速得到响应③。但《黑蓝》关于“70后”的提示却影响了诗歌这一文类的当代历史。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客居深圳的诗人安石榴、潘漠子等人一直在关注中国诗坛的“70后”写作状况，他们也率先在自己创办的民刊《外遇》上推出了“70后”诗人专号。《外遇》，这份中国南方只出了四期即遭停刊的民间诗报，为人们保留了诗歌界“70后”正式以群体集结的方式面世的初期情景：这一期报纸有十二版的容量，专号名为“一九九九·中国”70后诗歌版图”，第一版收有安石榴关于70诗歌写作的那篇著名的“宣言”——《七十年代：诗人身份的退隐和诗歌的出场》以及诗人严力的诗论《从自救的角度出发》，其他十一个版面共收有四十位“70后”诗人的诗作④。 在这个“版图”中，也许有人也就是七十年代出生的写诗的文学爱好者而已，无意进入某一诗人阵营，但此“版图”确实也囊括了后来日渐崛起于当代汉语诗坛的像蒋浩、朵渔、刘春等优秀的年轻诗人。不过，这个专号的意义也许并不在于其推出“新人”，而在于试图使一个新的写作群体开始浮现出诗坛。据现存的资料，“一九九九·中国”70后诗歌版图”可能是以书面形式最早的也最集中的“70后”诗人文本展示，关于这一点，诗人黄礼孩后来整理的“大事纪”式的《70诗歌运动》也可作参考⑤。“70后”今天其意义已嬗变为一种诗歌写作的特定存在。从1996年“70后”概念的提出，到今天这一概念的被广泛接受、使用，时间已过了十年⑥。十年间，“70后”诗歌写作从诞生到成长，有怎样丰沛的历史记忆、诗歌业绩和重要的问题？ 三、转型期的身份自觉 在“一九九九·中国“70后诗歌版图”的结尾，《外遇》第四期以诗人潘漠子的一首名为《献给70年代人》的诗作为“编后记”： 你不给我位置 我们坐自己的位置 你不给我历史 我们写自己的历史 从这样的“编后记”看，我们不难发现七十年代出生的诗人对现成文学秩序的不满和渴望自己年轻的写作被文学史接纳的内心情结。但若仅仅依据这些来判定“70后”的出场，未免小看这些诗人对文学和历史的认识和对自身写作的定位。在安石榴那篇著名的写在“专号”前面的文章里，他表明的是一代人对当下诗歌写作状况的清醒认识：“70年代出生中国诗人的首要不幸在于他们所面对的时代已不再是诗歌的时代，跟‘第三代’诗人相比较，无疑缺乏与生俱来的激情。商品经济从根本意义上促使了诗人身份的退隐……70年代出生诗人恰好遭遇上时代的转型期，诗歌的理想主义色彩和贵族习性已进一步在现实生活中褪失，除了诗人们内心尚被这种理想激励之外，已不可能再在现实的众人中掀起诗歌的浪潮。”可以看出，在一些人眼里，“70后”的出场是一场激动人心的向新时代的冲决，而在当事人心中，这一出场还有着某种难以言说的无奈。也许，和《献给70年代人》相比，潘漠子那首献给自己的《白衣》⑦ 更能代表这种心情： 兄弟，牵着我的病你翻过那道十字栅栏 把胸口上的龙赶下来 在接臼处临时加上一颗铁钉 “十字栅栏”、“胸口上的龙”这些沉重的象征和激昂的理想主义意象在这个时代可能要被另一种话语置换。一个时代的隐痛还在伤口深处，但可能仅仅限于缅怀。对于时代的转型特征的认识，促使了诗人身份的转换和写作方式的转型。安石榴就认为：“我并不认为七十年代出生诗人身上具有多大的叛逆情绪，反而觉得他们较为沉静、理智，不再为艺术抱怨生活。他们有各自的艺术主张，但并不热衷于叫嚷。诗歌写作终于成为他们精神怀抱中的乐器，而不是随身携带的兵刃。诗歌（包括诗人的身份）表面上似乎已在生活中退隐，实际上恰恰找到了其恰当的位置。”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