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先锋诗歌走过了自己坎坷而坚忍不拔的道路。新时期以来，随着有关“朦胧诗”的激烈论争，诗歌写作中的现代主义倾向最终站稳了脚跟。文学批评界乃至整个文化界已基本取得共识，将先锋诗歌中个体主体性的觉醒和现代诗本体依据的确立，视为追寻“现代性”总体话语的主要构成部分。 这无疑是历史的进步。然而，“朦胧诗潮”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和诗学理论界不竭的诠释热情，使人们将之视为一个全新的诗歌断代，一脉突兀和垂直“崛起的山脊”，而忽视或遗忘了在造山运动的早期，地下岩浆喑哑而灼热的挣扎，微弱而不屈的震波的传递。长期以来，由于社会和著者在材料掌握上的原因，当代文学史就像一张借助于遗忘而勾勒成的“地貌图”或“地形图”，而不是更纵深的“地层和地质图”，它只去关注那些已成的显赫的地面“现实”，而使这一“现实”最终得以形成的复杂过程，地面之下连续的岩层，则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 作为思想史家的福柯所提出的“知识考古学”，正是针对人类思想史研究中的“遗忘”机制而发。他不仅探究了思想史中的深层的“知识型构”，而且还进一步探寻了被传统史学所忽略不计的一些边缘化的思想文化印迹，挖掘出思想史得以建立的可能性前提条件。因此，“考古学”在此只是作为一个有效的借喻来使用的，它在更纵深的一层层的历史废墟上进行，考察它的深层始因——它不再是对已成的宏大“思想史”的表层复述，而是对“前思想史”的洞开——前者是在后者结束之处才开始的。在整体的“思想史”发挥作用之前，“前思想史”提供的构成雏形和基本信码已经在起作用了。 近年来，中国先锋诗论界也敏识到这一点，开始回溯和发掘被忽略或遗忘的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的源始。随着批评界的持续努力，一条逆时针的线索日益清晰地浮出历史地表。比如，在对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中期的“白洋淀诗群”的完整挖掘、命名之后，人们严肃而好奇的视线继续向前（向下）延伸，六十年代中期的民间先锋诗社团“太阳纵队”，乃至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的民间先锋思想、文学交流写作小团体“X小组”，也得到了足够重视。从六十年代初的“X小组”，六十年代中期的“太阳纵队”，到“白洋淀诗群”，“《今天》派”及朦胧诗，有一条连续文脉可循。然而，由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压制和剪除，“太阳纵队”及“X小组”的诗歌作品已很难全面找到。人们只能是将之作为一种曾存在过的先锋思想艺术团体，来揣测其诗歌作品的大致样貌。杨健的长篇纪实报告《“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①，特别是廖亦武主编的亲历者的多人回忆文集《沉沦的圣殿》② 和周国平的自传《岁月与性情》③，包括笔者的《打开诗的漂流瓶》④ 从史实的角度为我们展示了“X小组”和“太阳纵队”作为先锋诗歌团体的发生、活动和横遭的厄运。将几种著述参照阅读，我们得以对他们的思想基础和艺术趣味有一个较清晰的认识，著者和编者功在不没。但遗憾和焦灼却也在同时加深，他们当时的诗歌作品依然难以找到，就连当事人也因命途剧烈颠踬而手中不存，只有一些断简残篇。所以，这些著述依然无奈地成为没有一首完整的作品的对“事件的钩沉”。 然而，“天若有情天亦老”，被遮蔽的宽大的历史地层，在新世纪开始后终于进一步出现了一道裂缝，虽然它细小，却格外锋利而令人震悚——二○○三年，先是《新诗界》发表了由周国平提供的“X小组”诗人张鹤慈数首诗的亲笔件，及张鹤慈之兄张饴慈的回忆文字⑤；继而，二○○六年，《诗歌月刊》（下半月）一、二期，在“记忆”栏目中连续发表了如下的作品——由“X小组”重要诗人郭世英的妹妹郭平英从亡兄的日记中找到的十余首诗作；从他人当时的手抄本中辗转找到，并被作者确认的“太阳纵队”核心人物张郎郎的重要代表性作品四首；以及当时围绕在这些文学社团边缘的其他一些诗人的作品⑥。这些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既是沉埋于地下近半个世纪的“化石”，有着历史蒙尘的沧桑和凄楚，又是依然活着的先锋诗歌的精灵，有着持之以恒的坚固的思想质地、情感热度和成色较好的话语技艺魅力。 下面，笔者将以“史”、“论”和“细读”相结合的方法，考察三位前驱诗人的创作。 郭世英：向生存向艺术掷出的“X” 这一节，笔者重点细读分析当代最早的先锋诗歌社团“X小组”的代表性诗人郭世英的诗作。而考虑到“X小组”尚未为人们了解，笔者在个案研究之前，将同时结合上述几种相关史料，特别是其北大同学、好友周国平的回忆录和诗人张鹤慈之兄张饴慈的回忆文字，约略评介“X小组”的形成及命运，诗人生平，他们的文化资源、总体精神向度。 郭世英（一九四一——一九六八）生于重庆，是郭沫若、于立群夫妇之次子。中学就读于高干子弟学校北京一○一中学。中学期间，他一直是品学兼优、名满校园的三好学生、模范共青团员。从高三年级开始，郭世英对哲学发生了浓郁的兴趣，触发了他最初的独立思考。在北京一○一中学，与郭世英同年级不同班，有两个学生也称得上名满校园，不过是“思想反动”意义上的。一个叫张鹤慈（哲学家张东荪之孙、北大生物学教授张宗炳之子），一个叫孙经武（其父是解放军卫生部部长孙仪之，少将军衔的长征干部）。当时，这两个十七八岁的孩子，正因所谓“思想反动”、“追求资产阶级价值观”、“欣赏苏联修正主义”等等，而受到全校范围的批判，而郭世英扮演的则是批判会主将的角色。然而，临近毕业时，郭世英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说“一种理论是不是真理，必须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来检验”⑦。他感觉到在张鹤慈和孙经武身上，有着更多的独立思考的自由精神，和人性魅力，遂与他们结为朋友。高中毕业后，张鹤慈考入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不久被学校开除。孙经武参军，不久即被部队退回。郭世英先是考入北京外交学院，因为“思想问题”不能在这所政治性很强的学校继续就读，休学一段时间后，转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