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写作进入到具体的文本分析 “80后”写作成为这些年来被媒体关注的文学现象，有关“80后”的新闻不断，议论不断，但基本上只是停留在媒体炒作的阶段，虽然文学批评界也有一些对“80后”写作进行分析批评的文章，但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相反，在“80后”写作的成功市场运作的映衬下，人们觉得文学批评界对“80后”写作是处在失语的状态。最近，文学界对于这种批评有了积极的回应。中国作家协会所属的鲁迅文学院于今年4月底召开了一次青年作家研讨会，邀请的青年作家基本上都是“80后”，不少“80后”的代表性人物均参加了研讨会，如郭敬明、张悦然、蒋峰、步飞烟等。《南方文坛》则在今年第3期组织了一个关于“80后”写作的评论专辑，与以往的讨论“80后”文学现象所不同的是，这一个专辑的文章完全是针对“80后”写作的具体文本进行分析批评的。 《南方文坛》第3期的专辑在其编者按中说：“关于‘80后’写作的讨论一直不断，我们在否定什么之余，是否更应该肯定什么。”他们主张以建设性的态度来认真分析“80后”写作。专辑共发表了六位批评家对六位“80后”作家的评论文章。这六位作家既有颇有市场号召力的所谓“偶像派”，如张悦然、春树、李傻傻等，也有还没有广泛影响的新人，如笛安、颜歌，更有以打工者身份进入文坛的郑小琼。从作者的阵营就明显看出“80后”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板块，而是有着多副面孔、多重色彩的写作群。批评家们在分析他们的文本时，更看重他们各自的独特性，而不是企图归纳出“80后”的共性。 徐妍认为，张悦然是一个执拗的幻想者，“她不是好的观察者，而是好的幻想者。她的小说依靠的是对幻想的执着迷恋而不是对经验的忠诚书写。小说极大程度上舍弃了经验世界的支撑而一味地在幻想世界里沉坠，这是张悦然小说最有争议的主要原因”。徐妍还指出，张悦然受“酷虐文化”的影响，她的幻想情结基本由将“爱”与“死亡”的原型意象组成，因而张悦然的思路更接近残雪。徐妍比较了张悦然与残雪的不同：“残雪小说大多依赖哲学的运思来审视置身的经验世界，而张悦然的小说则依靠句子和语词腾空飞翔于一个超验的精神世界”，徐妍由此委婉地提出了张悦然写作的缺失：这种依赖于语词的幻想与外界没有接通，是一个“精神的悬空之地”。 春树也是“80后”写作“偶像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张清华由春树的写作归纳出“80后的意识形态”：“他们成长于物质化的中国迅速发育的时代，感受到来自金钱和财富的力量，社会价值的迅速势利化、实利化，以及文化的娱乐化、泡沫化和空洞化，不得不过早地面对现实的种种生存压力，还有就学、择业和求职的种种现实问题，而这些在前几代人那里，曾经并不这么突出和紧迫。他们不得不用很成人化的方式与心态，来应付这种种现实压力，来消费和娱乐，逃避或发泄。因此用‘简化内心’和‘强化行为’来使自己变得果敢和具有选择承担能力，便成了他们一个非常自然的逻辑。而社会在其中则如看到了利益和利润的老农，推波助澜，将这些压力和诉求一一转化为消费需求与市场份额。”张清华力图穿越“代际”隔阂，去理解年轻一代的写作，因此他认为春树的写作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文化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我们可以把美国六十年代的这些文化理解为现代主义和先锋，为什么不能给近在眼前的这些书写以认真的诠释和认识呢？这似乎是不公平的。”他同时认为，“80后”一代的才华和早熟是值得敬佩的，但他们需要在“成熟的叙事和艺术的言说”上下更大的功夫。 张柠特别指出了李傻傻在写作中所包含的其他“80后”作家缺乏的生活体验，这就是他的乡村体验。所以张柠把李傻傻的写作比喻为“一个乡下男孩的寓言”。“一种是鬼魅的、噩梦般的乡村经验，还有一种是充满城市下水道和农贸市场烂菜叶子气息的都市经验，这两种经验借助于一种奇异的叙事风格的相互转换，构成了李傻傻创作风格的基本色调。”但他认为李傻傻的小说结构还存在着问题：“他的叙事结构，与城市街道上和公共汽车站牌柱子上张贴的小广告图案非常相似，也就是一种俗称的‘牛皮癣结构’——其中每一张‘牛皮癣’小纸片的背后，都充满成功的欲望、落网的险情、失败的打击、恶作剧的怪笑；每一个小纸片背后都是一群创业农民试图非法介入都市的冒险故事。”张柠将这些理解为“李傻傻正在探索一种新的结构破碎细节的方式，”但他同时提醒李傻傻“仅仅有对破碎经验的迷恋是不够的”。 邵燕君曾就“80后”写作的个人体验匮乏提出过批评，因此在评论笛安的创作时，邵燕君首先惊喜于笛安忠实于自己的青春体验。“特别在目前的‘80后’创作群体里，对于‘体验’的强调却显得特别重要。构成一部作品血肉的是经验，相对于经验，体验要狭窄但更切近，只有经由个人深切体验转化的经验，才能构成一个作家创作最内在的资源和个性，也是进一步吸纳他人经验、各种间接经验的基础。一个作家能不能有效地处理自己的青春体验，从本质上决定了其创作道路是否坚实宽广。不少‘80后’作家的创作正是隔绝了个人体验，其笔下人物不仅是缺乏血肉的，更缺乏活人的温度和弹性。”但在年轻作家普遍存在一种心理，以为青春体验是一种不成熟的状态。邵燕君认为笛安也抱有这种误解，所以在后来的写作中，她有意放弃青春体验，并以为这是写作上成熟的标志。邵燕君说，当她放弃了青春体验，她的作品反而不成功。邵燕君说：“其实，‘80后’作家需要尽快走出的只是‘青春写作’的青涩状态，而不是青春体验——如果青春体验仍是他们目前最重要的人生体验的话。说到底，深切而独特的个人体验永远是所有作家最珍贵的宝藏，许多成年作家仍在反复书写青春的记忆，恰青春年少的‘80后’又何必太过着急呢？”她由此热情希望笛安能“珍惜珍重”。 谢有顺评论的郑小琼丝毫没有人们印象中的“80后”写作的痕迹，她出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从2001年至2006年，一直在广东东莞的一家五金厂打工，工余时间写作诗歌和散文，她的写作与底层打工的经历有着密切关系，因此谢有顺将其称为“一个意味深长的诗歌事件”。他认为，郑小琼“突出的才华，旺盛的写作激情，强悍有力的语言感觉，连同她对当代生活的深度介入和犀利描述，在新一代作家的写作中具有指标性的意义。”谢有顺从郑小琼的诗歌中提炼出“铁”的元素，他说：“‘铁’是郑小琼写作中的核心元素，也是她所创造的最有想象力和穿透力的文学符号之一。”“铁”在郑小琼的诗歌中成为一种象征，“铁”粉碎了生活，也侵犯了生命世界，底层人群在“铁”的挤压下变得渺小而孤立。“铁”的元素赋予郑小琼诗歌深刻的意义，谢有顺说：“她对一种工业制度的反思、对一种匿名生活的见证，带着深切的、活生生的个人感受，同时，她把这种反思、见证放在了一个广阔的现实语境里来辨析；她那些强悍的个人感受，接通的是时代那根粗大的神经。她的写作不再是表达一己之私，而是成了了解这个时代无名者生活状况的重要证据；她所要抗辩的，也不是自己的个人生活，而是一种更隐蔽的生活强权。这种生活强权的展开，表面上看，是借着机器和工业流水线来完成的，事实上，机器和流水线的背后，关乎的是一种有待重新论证的制度设计和被这个制度所异化的人心。”谢有顺高度评价了郑小琼的写作，认为像她这样在艰难的境遇里坚持与现实短兵相接的写作，在当下的文坛里都不多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