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宾王是初唐著名边塞诗人，但是学界对其从军西域活动的研究，一直存在着分歧，至今聚讼不休。唐人郗云卿《骆宾王文集序》及两《唐书》骆宾王传对骆宾王从军西域事只字未提，清人陈熙晋在为骆宾王诗文作笺注时首揭此事，谓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吐蕃入寇，罢安西四镇，以薛仁贵为逻娑大总管。骆宾王在奉礼郎和东台详正学士任上，适以事见谪，从军西域。会仁贵兵败大非川，宾王久戍未归，作《荡子从军赋》以见意①。此说一出，影响甚大，直至本世纪初，研治骆宾王生平和初唐文史的学者尚多沿袭②。但是此说与两《唐书》相关史传及骆宾王诗文存在矛盾，因而为一些学者所质疑。如王增斌就完全否定了陈熙晋此说，其论据有三：一是时间上不合，薛军出发是在初夏，骆诗显示战事之发生是在秋季；二是地域上不合，咸亨元年的唐蕃战争发生在大非川、乌海一带，而骆西行边陲诗中所及地名与之全然无涉；三是战事持续时间有别。薛军之征只有三到四月，而宾王在边地时间非短，绝不止三个月。所以王增斌认为，骆宾王集中诸多西域边塞诗并不是咸亨元年随薛仁贵出征时的创作③。如果用骆宾王边塞诗核之咸亨元年四月薛仁贵西征吐蕃事，王增斌文中二、三两点质疑不无道理，但是王增斌提出骆宾王显庆四年(659)、调露元年(679)先后两次随裴行俭从军西域的新说，与骆宾王集中诸多边塞诗作、生平交游都有抵牾之处。 首先，《新唐书》卷三《高宗纪》及《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唐纪十八》述裴行俭为安抚大食使以送波斯王子泥洹师为名讨西突厥事，均谓于调露元年六月出征。而裴行俭离京时，骆宾王尚幽絷在狱，根本不可能随军西征。学界大多认为，骆宾王于仪凤三年(678)秋后因在侍御史任上“频贡章疏讽谏”④，得罪武后，被诬下狱。据新旧《唐书·高宗纪》，知高宗仪凤四年六月辛亥(初三日)，于东都颁诏大赦，并改元调露元年。按理说，骆宾王应该在六月大赦出狱，但不知是当时从皇帝下诏大赦到具体执行需要一段时间，还是有人从中作梗，总之骆宾王一直到秋后还在狱中。《在狱咏蝉并序》和《萤火赋并序》皆为骆宾王调露元年秋在狱中所作⑤。骆宾王《宪台出絷寒夜有怀》一诗，有学者系之于仪凤三年冬骆宾王刚下狱时所作⑥，但我们认为，此诗当如骆祥发《骆宾王简谱》⑦所云，为调露元年冬骆宾王刚出狱时作⑧。据此诗意可知，到“殷忧岁序阑”的调露元年冬，骆宾王方得出狱。而《旧唐书》卷五《高宗纪下》云：“(调露元年)九月壬午，吏部侍郎裴行俭讨西突厥，擒其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别帅李遮匍以归。”可见，自调露元年六月裴行俭奉诏离京征讨西突厥，至同年九月班师回朝这一段时间，骆宾王一直都在狱中，完全没有可能参加此次军事行动。 其次，王增斌所说骆宾王除调露元年随裴行俭西征突厥外，还在显庆四年罢去奉礼郎之官，随裴行俭赴西州长史任而出塞西域的推断同样也难以成立。骆宾王从军西域时，李峤曾作《送骆奉礼从军》诗。学界大都认为，李峤生于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或二十年⑨。如果骆宾王确于显庆四年从军西域的话，那么李峤为其饯行⑩并作诗相赠时只有十四五岁(11)，不太符合情理。另外，王增斌认为骆宾王集中《军中行路难同辛常伯作》、《在军中赠先还知己》、《久戍边城有怀京邑》等诗，均作于显庆四年随裴行俭从军西州时。细绎《在军中赠先还知己》、《久戍边城有怀京邑》诗意，我们发现此两诗中所述节令、路线和军中情绪，与王增斌所说骆宾王调露元年所作《西行别东台详正学士》、《早秋出塞寄东台详正学士》、《夕次蒲类津》、《晚度天山有怀京邑》等诗并无二致，王增斌将它们别为两次入塞之作，理据不足。而且《军中行路难同辛常伯作》一诗也不可能作于显庆四年。因为据《旧唐书》卷四十二《职官志一》，唐高宗龙朔二年(662)二月甲子，改百司及官名。尚书为太常伯，侍郎为少常伯，郎中为大夫。所以“辛常伯”之称谓不应出现在龙朔二年二月前。王增斌谓《军中行路难同辛常伯作》、《在军中赠先还知己》、《久戍边城有怀京邑》等诗都作于显庆四年随裴行俭赴西州长史任时，与骆宾王当时交游情况、朝廷职官制度都扞格难通。 可见，无论是清人陈熙晋还是今人王增斌，都没有完全解决骆宾王从军西域问题，其中症结就在于两《唐书》等传统文献并不能提供足够的史料支撑。我们在深入研读传世文献之外，又全面检核相关出土文献和石刻资料，发现立于昭陵的《阿史那忠碑》(12)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土的《阿史那忠墓志》(13)，不仅记录了史书失载的咸亨元年阿史那忠安抚西域的军事行动，还为考清骆宾王从军西域史实提供了新的线索。 对于咸亨元年阿史那忠安抚西域的军事行动，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失载。但是，《阿史那忠碑》(下文简称《阿碑》)和《阿史那忠墓志》(下文简称《阿志》)则为我们提供了比较详细的历史信息。《阿志》云：“而有弓月扇动，吐蕃侵逼。延寿莫制，会宗告窘。以公为西域道安抚大使兼行军大总管。公问望著于遐迩，信义行乎夷狄。饷士丹丘之上，饮马瑶池之滨。夸父惊其已远，章亥推其不逮。”(14)《阿碑》云：“寻又奉诏□西域道安抚大使，兼行军大总管，乘□则发，在变以能通，扙义斯举，有征而无战，威信并行，羌夷是□，洎乎振旅，频加劳问。”(15)据郭平梁、陈谦等学者研究，这两段文字记载的都是咸亨元年唐朝派兵西讨吐蕃事(16)。郭平梁认为，唐朝似乎有一个惯例，每次出征要派两支军队，一支“讨伐”，一支“安抚”。当咸亨元年夏四月，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与于阗取龟兹拨换城，被迫罢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时，唐朝为了平定这一变乱，除了派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外，还派阿史那忠为西域道安抚大使兼行军大总管。与薛仁贵军主要是到青海出讨吐蕃不同，阿史那忠所统帅的军队则远征西北边陲，对西域地区受吐蕃贵族挟制的那些部落和地区做“一些解释和招纳工作”(17)。骆宾王在咸亨元年参加的就是阿史那忠的军队，其集中诸多从军西域之作与阿史那忠的这次军事行动合若符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