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88(2008)05-0109-05 缘起(梵文:pratītya-samutpada巴利文:paticca-samupp
da)亦名缘生,是“因缘生起”的简称。它是佛教一切理论的基础。马星(又作马胜)比丘就曾为舍利弗说偈道:“诸法从缘生,是法缘及尽。我师大圣王,是义如是说。”[1](P598)马星比丘将其作为佛陀教义的中心思想来介绍给舍利弗。的确,缘起理论可以说是佛教其他一切理论的基石,是佛教理论的核心。佛教认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和现象的生起变化,均有其相对的互存关系或条件。《杂阿含经》卷二说:“我论因说因……有因有缘集世间,有因有缘世间集;有因有缘灭世间,有因有缘世间灭。”世间的一切都因因缘而生,均因因缘而灭,佛教常用“此有则彼有,此生则彼生,此无则彼无,此灭则彼灭”来说明缘起理论。缘起说是佛教初创时期针对古印度当时社会上各种宗教哲学主张宇宙乃“大梵天造”、“大自在天造”,或从“自性生”、“宿因生”、“偶然因生”、“生类因生”等理论而提出的,用以解释世界、社会、人生和各种精神现象等产生的根源。 最早的缘起说是“业感缘起”,即十二因缘说。后来大乘中观派和三论宗主张“性空缘起”,认为一切事物的本性即是空,才能生起一切事物。《中论》称:“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而瑜伽派和法相宗主张“阿赖耶识缘起”,以“三界唯心”、“唯识无境”来说明世界的本原。由于一切事物或存在都有其存在的条件,它们的存在是以它事物或条件的存在为前提的,因而一切事物或存在均无自性。因此,由缘起论从而推导出一切是空(sūnya)①和三法印②思想。而不论是如何说的,佛家对一切的看法即为:一切都是空的、虚幻的,是不应该执著的,就如梦幻一样虚无,生灭无常,不可捉摸。后秦鸠摩罗什译《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一云: 诸法如幻、如焰、如水中月、如虚空、如响、如犍闼婆城(即海市蜃楼)、如梦、如影、如镜中像、如化。[2]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中四句著名的偈语亦云: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③ 佛教将一切都视作梦幻,不可执著,这就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现实理性相去甚远。因此,当这种迥异于中土的异域思想最早进入中土时,在汉代也仅被视作道术之一种,并以道家的“无”来格佛家之“空”义。④至魏晋时期,玄学兴起,名士与名僧相与往还,其间出现的“六家七宗”可以说是中土人士对于佛教“性空本无”说的种种解释。随着佛教对熏染的逐渐加深和佛教宣传的逐渐深入,人们也逐渐对佛家的性空理论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从而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思想理论体系:现实的一切都是空的、虚幻的,没有什么值得追求的,原来世间的一切就如梦境一样虚幻缥缈而如过眼烟云。现实的虚幻感与梦境的空幻感在这里并没有差别的,都是不值得刻意追求的。如果说早期中国人以庄周的“蝴蝶梦”还只是表现了对现实与梦境(非现实)的困惑的话,那么,到了刘义庆的《幽明录》所记《杨林》、沈既济的《枕中记》、李公佐的《南柯太守记》、《太平广记》卷二八一《樱桃青衣》等篇什时,这时所代表的中国人对于人生的彻悟,可以说与早期中国人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汪辟疆先生在《枕中记》后有一段按语讲得很好: 又按唐时佛道思想,遍播士流,故文学受其感化,篇什尤多。本文于短梦中忽历一生,其间荣悴悲欢,刹那而尽,转念尘世实境,等类齐观。出世之想,不觉自生。影响所及,逾于庄周。[3] 当然,汪先生这里是针对《枕中记》而言的,但将佛教于中国文学、中国社会思想的深刻影响却谈得极为精辟。在中国人思想的转变过程中,佛教思想传入的影响可以说对中国人影响甚巨。不仅知识阶层通过读诵佛经而了解了佛教的缘起及梦幻理论,⑤普通老百姓在长期的佛家熏陶中也渐渐对其有了自己的认识,在此过程中,佛家的宣传工作功不可没。佛教俗讲将一些通俗故事以生动的方式讲述给普通老百姓,使他们对佛教有了一定的了解。敦煌藏卷中,就有一类这样的通俗小说,它们集中反映了当时的宗教宣传情况及一般人的宗教信仰情况。 敦煌文献《欢喜国王缘》据启功原校:“原卷:分裂成二段,前段自‘谨案’起至‘国王乍闻心痛切’止;上虞罗氏旧藏,曾印入《敦煌零拾》,今藏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后段自‘朝臣知了泪摧摧’至尾,在法国,编号伯三三七五背。前题据尾题补。甲卷:卷首残,自‘若论舞’起,原卷前段及甲卷现藏上海图书馆,编目者拟题‘有相夫人升天变文’,兹据照片入校。”[4](P1093) 有关《欢喜国王缘》的故事来源,陈寅恪先生曾对此进行过研究,在其《<有相夫人生天因缘曲〉跋》一文中讲: “上虞罗氏藏敦煌写本佛曲三种(见《敦煌零拾》四),其第三种,贞松先生谓不知演何经。案魏吉迦夜昙曜共译之《杂宝藏经》卷十《优陀羡王缘》有相夫人生天事,适与此合。石室比丘尼之名亦相同。惟国王名稍异,或别有所本,未可知也。又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卷四十五《入宫门学处八十二之二》仙道王及月光夫人事亦与此同。梵文Divyavadāna第三十七Rudrāyana品,西藏文《甘珠尔》律部第九卷;均载此事。予曾见柏林人类学博物馆吐鲁番部壁画中,有欢喜王观看有相夫人跳舞图。可知有相夫人生天因缘,为西北当日民间盛行之故事;歌曲画图,莫不于斯取材。”[5] 业师陈允吉先生则认为:“除陈先生所举的这四种外,我们从东晋平阳沙门法显译的《佛说杂宝藏经》中,亦见到一条《优达那王妻学道生天缘起》,其故事内容与《杂宝藏经·优陀羡王缘》大略相似。这一条材料,曾被梁宝唱、僧旻编入《经律异相》卷三十。又唐代道世撰集的《法苑珠林》卷二十二,《诸经要集》卷四,还分别照《杂宝藏经》的原样迻录过这个缘起。”[6]经过陈先生的仔细研究,《欢喜国王缘》故事的直接来源,在剔除了陈寅恪先生提出的梵文Divyavadāna第三十七Rudrāyana品、西藏文《甘珠尔》律部第九卷、义净所译的有部律及东晋法显译的《佛说杂宝藏经》中相应故事外,最后只剩下北魏吉迦夜、昙曜共译之《杂宝藏经》卷十《优陀羡王缘》有相夫人生天故事。[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