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苏轼提出《悲愤诗》非蔡琰所作的观点以后，后来的人们对此有过激烈的争论，可谓众说纷纭，意见不一。现代学者大多倾向于五言《悲愤诗》为蔡琰所作，并认定这是蔡琰的一篇自述身世之作，有人干脆称之为“自传体”作品。笔者通过对《悲愤诗》进行认真的解读，并考察当时的历史事实后认为：蔡琰对《悲愤诗》的著作权固难否定，但此诗并非蔡琰自述身世之作。 苏轼在其《题<蔡琰传>》中说： 今日读《列女传》蔡琰二诗，其词明白感慨，颇类世传木兰词，东京无此格也。建安七子，犹涵养圭角，不尽发见，况伯喈女乎？又：琰之流离，必在父死之后。董卓既诛，伯喈乃遇祸。今此诗乃云为董卓所驱入胡，尤知其非真也。盖拟作者疏略，而范晔荒浅，遂载之本传，可以一笑也①。 在这里，苏东坡提出两个理由证明《悲愤诗》非蔡琰所作：一是《悲愤诗》明白感慨，不似东汉诗风格；一是既然蔡琰是为匈奴所掠，但“此诗乃云为董卓所驱虏入胡”。这两点都很有意思，特别是第二点，可说是解读此诗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但此两点都不能证明此诗非蔡琰所作，却可以说明，此诗并非蔡琰自述身世之作，而是蔡琰对汉末战乱中广大妇女悲惨遭遇的巧妙概括和形象表现。以下将依照人们对此诗惯常的解读方法，结合历史事实证明这一判断。 全诗可分三部分。开头四十句为第一部分，叙写董卓部下滥杀百姓，掳掠妇女财物。这当是蔡琰亲眼目睹，至少是亲耳所闻。据《后汉书·董卓传》载，董卓入朝后，骄僭跋扈，残暴凶恶。“是时洛中贵戚室第相望，金帛财产，家家殷积，卓纵放兵士，突其庐舍，淫略妇女，剽虏资物，谓之‘搜牢’”。又“尝遣军至阳城，时人会于社下，悉令就斩之，驾其车重，载其妇女，以头系车辕，歌呼而还”。后文又说： 初，卓以牛辅子婿，素听亲信，使以兵屯陕。辅分遣其校尉李傕、郭汜、张济将步骑数万，击破河南尹朱儁于中牟。因掠陈留、颍川诸县，杀略男女，所过无复遗类②。 董卓是陇西临洮人，其部下将领也大都是西北边地人，如李傕是北地人，郭汜是张掖人，他们所率将卒也大多是羌胡人。这一点史有确证。《后汉书·董卓传》载：“(中平)六年，征卓为少府，不肯就，上书言：‘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皆诣臣曰：牢直不毕，禀赐断绝，妻子饥冻。牵挽臣车，使不得行。羌胡敝肠狗态，臣不能禁止，辄将顺安慰，增异复上。’”③蔡琰诗中叙述：“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这些恰与董卓部下暴行相符。蔡氏乃陈留大族，董卓入朝当权，蔡邕因名重天下而得到董卓的敬重和提拔。蔡邕无子④，当时虽然仓猝入朝，他也极有可能携爱女文姬一同入京任职，即使文姬未随父入京，董卓的部下也决不至于胆敢公然劫掠蔡邕之女。因蔡邕不仅名满天下，且当时正受到董卓宠重，三日之间，周历三台，又荣封高阳乡侯。那么，蔡琰不在诗中所写的遭难妇女之中，当无可疑。但董卓部下劫杀淫掠家乡陈留的暴行，蔡琰肯定是或亲眼目睹，或亲耳所闻的。她用悲悯哀伤的笔触，记下这令人碎心断肠的情景。 宋蔡宽夫在其《诗话》“蔡琰诗”条中反驳苏轼说： 《后汉·蔡琰传》载其二诗，或疑董卓死，邕被诛，而诗叙以卓乱流入胡，为非琰辞(郭绍虞案：此指东坡语)。此盖未尝详考于史也。且卓既擅废主，袁绍辈起兵山东，以诛卓为名，中原大乱，卓挟献帝迁长安，是时士大夫岂能皆以家自随乎？则琰之入胡，不必在邕诛之后。其诗首言：“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海内兴义师，共欲诛不祥。”则指绍辈固可见。继言：“中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纵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则是为山东兵所掠也。其末乃云：“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则邕尚无恙，尤亡疑也⑤。 苏轼提出的问题，实有灼见，蔡宽夫指责苏轼“未尝详考于史”，实则他自己既不知历史，又未读懂蔡琰的诗作。他一则依据蔡琰诗的叙事，说“琰之入胡，不必在邕诛之后”，又曲解蔡琰的诗句，说蔡琰“是为山东兵所掠”。难道蔡琰是被山东兵所掠而入胡的吗？诗中明明说“来兵皆胡羌”，难道山东兵可以称为“胡羌”吗？追究蔡宽夫产生这种误解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也把这首诗看作是蔡琰的自述身世之作。否则，他就不会依据“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之句而说蔡琰入胡时，蔡邕尚无恙了。 其实，历代都有文人学者因为误将蔡琰《悲愤诗》看作是自述身世之作而得出不恰当甚至错误的结论。如当代学者陆侃如便在他的《中古文学系年》中将蔡琰入胡的时间定为献帝初平元年。他引用王先谦《后汉书集解》之说： 沈钦韩曰：《南匈奴传》：灵帝崩，天下大乱，于扶罗单于将数千骑与白波贼合寇河内诸郡……玩文姬诗词，则其被掠在山东牧守兴兵讨卓，卓劫帝入长安，遣将徐荣、李蒙四出侵掠，文姬为羌胡所得，后乃流落至南匈奴也。时邕尚在，故有“感时念父母”之语。其赎归也，家门灭绝，故有“既至家人尽”语。此当为初平年事，传云兴平非也。兴平则李、郭之乱，非董卓矣⑥。 沈钦韩也将蔡琰《悲愤诗》看作是自传性作品，于是他根据诗中的叙述，断定蔡琰是先为董卓所派四出劫掠的羌胡兵所得，后乃流落至南匈奴的。这比蔡宽夫说得圆满一些，但试想此时蔡邕正得到董卓的宠重，连连提升，甚至被封为侯，他的爱女竟会为董卓的部下所掳掠，以至流落匈奴，这可能吗？沈钦韩也像蔡宽夫一样，依据“感时念父母”之语，认定文姬入胡时蔡邕尚在。这些都是因为误读蔡琰诗意所致。陆侃如引用王先谦、沈钦韩的话而未加讨论，说明他也是同意他们的意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