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两代的文学史上，女性占据了文学想象的巨大份额。这不仅因为女性才能的特出，她们的美丽灵慧、超拔不群也给予发现者——男性审美观照的平台，赋子他们诸多寄托情思的机缘。由于男性文人的孜孜创造和乐此不疲，许多真实的、虚构的或二者兼具的女性形象因之进入文学史缤纷的人物画廊，并以才情及与之相生互动的人生传奇激发或者说建构起新的文学想象。苏州吴江叶小鸾（1616－1632）就是其中的一位。其父乃明天启进士、曾任工部主事的叶绍袁（1589－1648），母亲则是出身吴江望族的名媛沈宜修（1590－1635）。叶小鸾幽居闺门17年，婚前五日遽然离世，其《返生香》集存世诗词文总数不过200余篇。但作为文学想象的重要载体和构成因子，她在晚明和清代文学史上的知名度却成就了一道独具魅力的文学景观。 一 叶小鸾文学形象的生成 梳理关于叶小鸾一生之种种，发现很多特别引人注目之处。比如她的超常美丽、婚前夭亡，比如她清空的文学篇什、文学世家的出身，以及一门才媛的生活境遇等等。然仔细分析，这一切在明清两代的江南地区并不足为奇。在当时，美丽灵慧且青春夭折的名媛并不少见，《午梦堂集》里就记载有苏州周挹芬等人；婚前几日病逝者如评点《牡丹亭》的三妇之一陈同，也名传一时；至于文学世家的出身、一门才媛的生活状态乃彼时江南一带文化生活的常态，似也不足以切入论题之肯綮。但是，当这一切作为重要构成因素交互作用、彼此激发甚至相互建构、集中于一人之身时，即不同寻常且足以传神了。真实的叶小鸾因之具有了文学想象的基本因子，并借助其父母的先进观念及相应的传播弘扬意识，在很短的时间内由私人语境进入公共领域，成为晚明江南地区的一个美丽传奇。 作为叶氏的掌门人物，叶绍袁至关重要的作用显然不仅仅在于其“名父”的身份①。他经常被引用的一段话是：“丈夫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而妇人亦有三焉：德也，才与色也，几昭昭乎鼎千古矣。”② 这是其女性观最具时代意义和价值内涵的表白。他不遗余力地推举兼具才、德、色的妻子、女儿，积极鼓励家庭成员包括诸女的创作，“一时闺门之内，父兄妻子，母女姊妹，莫不握铅椠而怡风月，弃针管而事吟哦”③，以至“门内人人集，闺中个个诗”④，在家族内部形成良好的文学生态，这是《午梦堂集》形成及流播海内的前提，叶小鸾文学形象的生成因之拥有了最初的载体。据叶绍袁回忆，崇祯五年（1632）叶小鸾离世后，即“为检其遗香零玉，付之梓人”⑤，以免其作“湮没不传”，促其名字“早艳人间”⑥。经过精心编辑呈现出来的叶小鸾已开始显示逸出历史视域的趋向，例如她的美丽和个性因叶绍袁夫妇不遗余力地铺陈叙述，已涵容了文学想象的因子。沈宜修描写叶小鸾：“鬓发素额，修眉玉颊，丹唇皓齿，端鼻媚庸，明眸善睐，秀色可餐，无妖艳之态，无脂粉之气。比梅花觉梅花太瘦，比海棠觉海棠少清。故名为丰丽，实是逸韵风生”，“真所谓笑笑生芳，步步移妍”⑦，生动可爱，细腻可感；叶绍袁对女儿的“绝世之姿”更为称赏：“倾国殊姿，仙乎独立，倍年灵慧，语亦生香”⑧、“房栊动处，玉女天来，衣带飘时，素娥月下”⑨。在他们的笔下，叶小鸾不仅容貌美，个性亦不同凡俗：“性高旷，厌繁华，爱烟霞，通禅理。”⑩ 真可谓“才色并茂，德容兼备”(11)。如此修辞色彩浓郁的描写，动用了古典诗词关于女性最美丽的辞藻、最动人的夸张和最明艳的比喻，叶小鸾与现实人生的距离已被悄然拉开，具有了审美对象的意义；而德才色超常与其不幸结局构成的悲剧张力，则凸显了关于才女不幸与人生短暂的文学主题。 叶绍袁夫妇关于叶小鸾形象的建构是最初的，也是诗性的，这与其诗词创作的清空华艳、忧郁哀怨彼此同构，艺术地演绎了她“幼而奇慧”(12) 的核心价值。尤其是叶小鸾卓异才情中透射出的清空气象，凝结为一道充满神奇色彩的艺术魅惑。“梦里有山堪遁世，醒来无酒可浇愁”、“流光闲去厌繁华，何时骖鹤到仙家”、“三山碧水魂非远，半枕清风梦引长”(13) 等诗句，出自一个涉世未深的少女之手，不免让人尘心震撼、浮想联翩；而“瑶台”、“瑶琴”、“瑶池”一类词语的习见迭出，也为叶绍袁所谓“清冷凄凉之况、超凡出尘之骨”(14)、“其仙风道骨，岂尘凡可以久留得”(15) 等话语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蕉窗夜记》中，托名煮梦子的叶小鸾借两位绿衣女郎的歌吟，敷衍自己的“怀仙之志”，叶绍袁在文后记云：“种种仙踪，有不可尽述者。”这种不断出现的评点，引导着阅读过程中关于仙缘与早慧、才情与宿命关系的发现，与叶小鸾不拘一格的文采风流和清奇别致的词格相照应，最终的指向也是她那扑朔迷离的夭逝以及相关的文学想象。 叶绍袁是个钟情之人。崇祯四年（1631），他下定了“永不作长安想”(16) 的决心，一家唱和、其乐融融的美满也弥补了来自仕途的挫折感，以至曾有“生平佳景，斯年为最”(17) 的感慨。然而，接踵而来的家庭灾难乃至最后的国破家亡，带来了持续不断的沉重打击。他笔下是大量的回忆悼亡之作，语言清丽婉转，叙事摇曳多姿，感情真挚缠绵。任何悲苦境遇中都不缺失的审美情怀，构成其传神文笔的有力根基，而这恰恰也是《午梦堂集》最令人醉心之处。在其所收叶家大大小小十余人的诗文中，无论稚嫩或成熟，每一篇什都情韵深挚，缠绵悱恻，脉脉动人，蕴含着真挚的感人力量，给人叶氏一门钟情的深刻印象。因死亡事件频发而催生出的大量悼亡之作，更给这种钟情以铺展敷衍的平台，也为叶小鸾进入文学想象提供了丰沛的情感源泉。《鹂吹集》所收沈宜修的悼女之作，多以“哭”字领起，“断肠”之词随处可见，悲怆心声和感伤情绪漫漶无涯；尤其是《夜梦亡女琼章》等作品，多借助对日常场景的细腻描写，彰显亲情的深挚醇厚，呈示了情真意切的亲切自然之美。叶绍袁的伤悼之情则同时体现在编辑《午梦堂集》时留下的那些情不自禁的评语中。如叶小鸾《庚午秋父在都门寄诗归同母暨两姊和韵》后，叶绍袁批曰：“尚欲宽慰父怀，其如一死，使父肝肠寸寸碎也。诗墨犹新，人安往哉？伤哉痛哉！”切切之悲哀，眷眷之深情，一腔慈父悲怀，令人扼腕欷歔。其评语中“伤”、“痛”、“泪”一类字眼尽多，可谓“字字看来皆是血”。在他的意念里，并没有以个人悲欢进行宏大叙事的文学追求，却因私人场景的感性呈现演绎了个人命运的无常以及人类悲剧的永恒，契合了时代变动状态中个人对命运的难以把握和扑朔迷离的人生恐惧，进而促成了审美心理的共通性。这种来自午梦堂群体统一的人伦风貌和相似的气质追求，很容易激发审美感动的文学因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