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历史学家、教育家，曾是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始人、北京大学代理校长。他学贯中西，学术成果丰硕，备受学界推崇。 台湾大学的前身是日据时期设立的台北帝国大学。光复以后，开始了从殖民地大学向现代大学的转型，但这一进程十分缓慢，成效不明显。到了1948年冬，台湾社会处于持续动荡之中，高等教育领域问题重重。台湾大学的办学经费不能及时足额到位，师资匮乏，管理混乱。校长频繁更迭，三年换了三个校长，任期最短的庄长恭就任校长不到半年，就因无法维持局面而悄然离职返回上海。在这种情况下，当局决定让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几经推辞后，傅斯年于1949年1月20日正式就任。尽管他意识到“办一新大学容易，改革一个旧大学难，”但仍然努力前行，以一套独具个性又行之有效的思路，来加速台湾大学的历史性转型。就任不久，“随即揭示‘开诚心、布公道’的办学态度，希望在安定中求进步，使台湾大学成为一所理想大学，尤其是一所以学术研究为目的的大学。其以为台湾大学系一所学术性的大学，必须是一个学术机关，除于三至五个月间使文、理学院达到全国最好的大学的最高标准外，并将尽量设法使台湾大学与已迁台的“中央研究院”等机关合作，展开学术研究工作，拟于最短期间内将台湾大学的学术水准提升到全国第一。”① 德国学者施耐德在《真理与历史——傅斯年、陈寅恪的史学思想与民族认同》一书中认为，此时的傅斯年按照自己的设想重组台湾大学，意在将其建为一个不受外来政治干预，本身也不积极参与政治、有效益的教研机构。“他理想中的大学应该融教学和科研为一体，不是把大学当作当官的跳板，而应是为社会的现代化服务”。由此，傅斯年身体力行，对台湾大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为台湾大学的历史转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傅斯年在台湾大学转型的过程中，大力倡导教育独立的观念，这一观念实际上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有价值的“道德”观念和西方的自由平等观念。“傅斯年作为留学欧洲、具有资产阶级自由思想属性的知识分子，对于教育独立，尤其是高等教育的独立和学术自由，有自己独到的认识。他强调‘大学教育不能置之一般之教育系统中，而应有其独立之意义’。主张大学教育的特点是‘学术教育’，而学术教育就必须发扬研究者主体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在教学中教授对于学生也只是引路人和指导者，而不是灌输者，大学生也是预备参与者，而不能简单地把他们看成是被动者。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学生独立研究的风气，造成学校良好的学术氛围。”② 从教育独立的观念出发，傅斯年认为：“大学是学术机关，它的教育的作用，是从学术的立点出发，不是掉转过来；它的学术的作用是从教育的立点出发。换句话说，大学是以学术为中心，而用这中心发挥教育的力量，不是以教育为中心，而从这中心发挥学术的力量。”③ 强调大学也必须有大学的样子，包括精神与形式。“发挥大学精神”、“促进学术空气”，是他在台湾大学期间首先考虑的。他一直想写一本阐述大学精神及有关大学见解的专书，因为事务繁忙，终究没有写成。但是，在各种零散的演讲、文章、书信、布告等文字中，大致上可看出他的一些基本观点。傅斯年认为，“我不是把教育看作第二义，教育当然是人生第一义，但是大学的教育，是从学术的立点出发的，所以大学的教育，与中学的教育不同，并与职业教育不同，而且与专科学校的教育不同，而且应该与号称大学或独立学院的教育而以职业为目的者不同。”④ 他指出，我们现在在这个岛上，正是检讨过去一切的时候，正是我们出问题给自己的时候。我们的挫折的缘故在哪里，我们要检讨。我们万万不可再不问不思的一味因袭旧脾气，因为实在因袭不下去了——假如要存在的话。1949年11月，在台湾大学第四次校庆典礼上发表演讲，强调不许把大学作为追求任何学术以外的目的的工具。“如果问办大学是为什么？我要说：办大学为的是学术，为的是青年，为的是中国和世界的文化，这中间不包括工具主义，所以大学才有它的自尊性。这中间是专求真理，不包括利用大学作为人挤人的工具。”⑤ 傅斯年始终致力于维护大学的独立与尊严。就任不久，台湾发生了学生运动，当局大肆逮捕学生。傅斯年多次亲自进行交涉，要求没有确凿证据不能随便捕人，即使有确凿证据逮捕师生也必须经校长批准，并且定为一项制度。当局要求各机关学校实行连保制度，公教人员自愿结合相互保证。如甲保证乙的思想纯正，乙也保证甲的思想纯正，若发现有人思想不纯正，除本人受严厉制裁外，保者也要受牵累。面对这一摧残思想和学术自由的制度，傅斯年强调：凡是在台湾大学任教和服务的教职员每个人都思想纯正，他可以担保，有问题愿意负全部责任。最终，台湾大学没有实行联保制度。傅斯年这样做，坚持了教育独立，有助于摆脱政治干预。在这种由傅斯年营造的相对独立的氛围中，当时的台湾大学学生可以不学三民主义学说，也不必出席升国民党党旗的仪式。在此之前和傅斯年谢世后，这都是不可想象的。政治系教授萨孟武上课时放言无忌，批评国民党的法统，宣传西方的民主法治，外系的很多学生都去旁听。傅斯年一直对他很优待，让他继续教下去，不要求做出改变。 在傅斯年看来，在新的历史时期，台湾大学应该以寻求真理为目的，以人类尊严为人格，以扩充知识、利用天然、增厚民生为工作的目标。这一全新理念的提出，对台湾大学实现历史性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本着这一理念，傅斯年要求学生第一是敦品，在品行上进行自我修炼。一个社会品行好的人多，社会就会健全，反之就很危险。人与人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因为说瞎话不能放心，这个风气如果厉害了，社会就迈不上轨道。他倡导“知识的诚实”，认为如果没有这样的精神，学问不能进步，发明更谈不上。“所以立信是做人、做学问一切的根本，也是组织社会、组织国家一切的根本。”第二是力学。“在这个苦难的时候能有这样一个环境，已经算很有福气了！这个遭遇，这个环境，是万万不可辜负的……这些年来，大学里最坏的风气，是把拿到大学毕业证书当作第一件重要的事，其实在大学里得到学问乃是最重要的事，得到证书乃是很次要的事。”他希望学生能经由学术的培养达到人格的培养，而人格不是一个空的名词，乃是一个积累的东西。积累人格，需要学问和思想的成分很多。第三是爱国，他认为这是一种本能，是对民族文化、历史的一种认同感。第四是爱人，“爱国有时不够，还须爱人。爱国有时失于空洞，虽然并不一定如此。至于爱人，却是步步着实，天天可行的。”⑥ 他希望学生努力做好这4件事，使台湾大学成为宇宙间的一个有意义的分子。他借用斯宾诺沙的一句格言说“我们贡献这个大学于宇宙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