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热点是一个时期学科研究的焦点、集约所在，表现为在一个学科问题上大量文献、学术思想的集中涌现和大量相关研究者群体的出现。科学研究过程既是一个理智的认识过程，也是一个社会的过程；知识的发展不但是一个个研究者的认识和思想的深入，而且它亦有赖于研究者之间的交流和互动。[1] 因此，对学科研究热点的分析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进行：一是热点研究的认识维度，这是属于认识、理智层面的东西，譬如热点研究的内容、范式等；二是热点研究的组织维度，即研究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它反映了他们之间联系的多少、价值观的差异程度以及学者同行内部组织性程度的高低。正是基于这两个维度，我们可以说高等教育研究热点既是一个高等教育学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问题。就前者来说，高等教育研究热点是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发展中的热点，高等教育研究热点问题研究是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后者来说，高等教育研究热点表现为研究者对一个问题的共同关注程度，表现为研究者之间的社会互动。此外，对高等教育学科研究热点的分析可以让我们深入地理解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属性、知识体系的结构、知识增长方式和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路径。 本文以我国学术界进行的现代大学制度研究为例，进行高等教育研究热点的分析。之所以选取现代大学制度研究为例，其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从文献检索的数量看，该问题研究的论文呈急速增长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我们以中国学术期刊网为平台，以1980年到2007年为期限，以篇名含“现代大学制度”在“全部数据”中进行“精确”搜索，共获得了206条记录。除一条记录系1995年的以外，其余都是2000年及以后发表的论文。从2000年到2007年的记录数分别为4、16、10、18、25、37、44、52条，可以看出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在几年之内急剧增长，越来越引起了高等教育研究界的重视。① 其次，现代大学制度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既涉及高等教育的宏观方面（如行政体制、管理体制），也涵盖了高等教育的微观方面（高校内部的具体制度）；既关系到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如与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也关系到高等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如教学等），因此能够比较全面、典型地反映高等教育研究的特性。再次，现代大学制度研究是21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研究热点，能够比较集中地反映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学研究的现状。 我们借鉴英国学者比彻等对学科进行分析时所使用的分析框架，在热点的两个维度的分析上为每一个维度分别引入两个指标[2]，然后以这四个指标对热点研究进行具体分析。与理智层面的认知维度相对应，我们引入“软／硬”度和“纯／应用”度两个指标。其中，“软／硬”度指标表示的是在某一热点问题上研究成员对某一个研究范式的认同程度。范式越单一，认同程度越高，则“硬”度越大，反之，则“软”度越大。例如，物理学、工程学、生物学等学科“硬”度较大，而一些传统的“软”学科（如人文学科）没有一个统一的范式，即使一些社会科学和商业研究的某些领域也缺乏一个有较高认同的范式。“纯／应用”度指标表示某一热点的研究应用于实践的程度。越是致力于解决“是什么”的问题，则“纯”度越高；越致力于解决“如何做”的问题，则“纯”度越低。研究的“纯”度影响知识体系形成的方式与方法。“纯”度高的热点的知识体系的构建，往往是由研究人员按照前人的知识体系，吸取有关学科的相关知识，然后遵照线性、逻辑的模式加以累计，即遵循着一条以理论为导向来形成知识体系的路线。而“应用”度高的热点研究则倾向于以实际的需要为导向来构建知识体系，因此这些热点的理论或概念往往来源于实践，它的知识体系遵循着一种由实践推动理论的路线，短期内这类热点会出现认识繁多、认识论导向不一的现象。 与社会层面的组织维度相对应，我们引入“趋同／分野”度和“城市／乡村”度两个指标。“趋同／分野”度指标描述了某一热点上研究人员所具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差别程度。差别越小，学术标准越类似，则“趋同”度高，反之则“分野”度高。“趋同”度高的热点研究对异己派和不同观点一般怀有明显的排斥态度，它有较清晰的学科边界。而“分野”度高的热点研究则对不同研究范式比较宽容，它的学科边界较为模糊。组织维度的第二个变量是“城市／乡村”度指标，表示一个热点上研究人员相对于研究问题的集中程度。在“城市”化程度高的热点研究里，相对多的研究人员集中研究相对少的问题，互相之间彼此交流、相互争辩的氛围也较浓；而“乡村”化程度高的热点研究其内部通常有较广的学术“地域”，每一个具体问题上的研究人员相对较少，研究人员“居住”得较分散，互相之间的批判性交流和激烈的辩论也不常见。[3] 二 根据以上分析框架，我们基于文献对现代大学制度这一研究热点进行分析，得出如下一些结论。 1.现代大学制度研究的“软”度高，“硬”度低，无论是从研究方法还是从研究对象、研究任务来看，这一热点的研究出现了多种研究和理论范式。 现代大学制度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密切相关，近年来的有关文献表明，现代大学制度研究分别借鉴了来自于哲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的观点、方法（见表1），应用了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概念，因而也形成了现代大学制度研究的不同学科范式。
现代大学制度研究的对象丰富性和任务复杂性也使得研究的范式难以保持一致。如从研究对象上看，现代大学制度本身包含丰富的内容。从层次上划分，它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宏观层面的大学制度，包括大学的办学体制、投资体制和管理体制等，解决的是大学与政府、市场和社会等的关系问题；另一类是中观的大学制度，主要指大学内部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包括组织结构的分层、内部权力体系的构成，以及显性规章和潜在规则的作用等，它是维系一所大学正常运行和发挥其职能的制度保障；还有一类是微观层次上的具体大学制度，如大学招生制度、教学制度、科研制度、人事制度等。此外，在这三个层次的现代大学制度之上还可以加上大学的理念和精神，因为理念和精神是制度的抽象形式，而制度则是理念、精神的具体体现。不同层次现代大学制度的研究因为对象的不同而导致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也不相同，各自呈现相对独立的研究范式和理论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