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08)04-0108-05 上海是中国近代化的领头羊和近代商人活跃的舞台，近代商业教育也因之在这里表现得最为充分。沪江大学(1906-1952)作为中国近代13所著名新教教会大学之一，以上海的地缘优势为依托，在近代教会大学中通过成功的商业教育，树立了教会大学中国化的典范。 一、沪江大学商学院：近代高等商业教育的正规化办学路向 （一）教会教育观念的转变与沪江大学商科的创办。教会当局在中国开办大学，本是为了按照基督教的意图，在中国塑造一个有别于传统士大夫的精英阶层，借以支配社会的感情和意见，实现“中华归主”的宗教目的。为此，早期的教会大学把西方传统的以培养贵族绅士为目标的“自由教育”移植过来，实施所谓的“完整教育”，即“所有课程，皆系必修，更无所谓文理科之区别焉”，“学生的毕业程度须有一种普通常识，对于各科应受同等门径，不偏不倚，无轻无重”[1]。对于除了医学和神学以外的专业和职业课程，传教士大多是不感兴趣的，世俗性的职业教育“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并不会有什么用处，教会学校用差会的钱来培养工程师、农业家、律师等等是毫无理由的”[2](P166)。 20世纪20年代后，国人的民族意识空前觉醒，教会教育受到了来自中国民族力量的挑战。“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使教会教育在中国存在的合理性受到质疑。教会大学面临“中国民族主义的反动”、“新起的理性主义”和“一些传教士一味追求安逸生活”的难关[2]，要想在中国继续生存，必须改变观念，作出调整，已成为内外一致的呼声。胡适批评教会教育人士“同时伏侍教育又伏侍宗教”，要求传教士抛弃传教而专办教育，“集中一切财力、人力来办极少数真正超等出色的学校”。[2]1922年，美国巴顿教育考察团调查报告也要求教会学校“更有效率”和“更中国化”。与此同时，国人自办高等教育在专业和职业培养方面已经取得很大成绩，教会大学在初期的领先地位受到了挑战。教会学校在培养目标上作出调整，以适应中国高等教育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潮流，已经势在必行。教会学校的毕业生已经不像早年那样多数从事教会工作，“当差会不再能够聘用所有毕业生时，毕业生常常发现自己没有从事其他工作的能力，差会感到自己有责任为教徒提供谋生的手段”[3](P166)。 沪江大学在基督教现代派传教士、校长魏馥兰的领导下，较早地抛弃西式自由教育模式，向适合中国尤其是上海发展需要的以职业为导向的专业教育方向转变。在魏氏看来，“现在的问题并不是基督教学校应否更进一步的中国化。因为基督教学校必须为中国的学校，以便适应需要。这不是‘应否如此’或‘为何必须如此’的问题。今日所必须解决的就是‘何时’与‘怎样’问题”[4]。据此，沪江在教会大学中从1916年率先实行选科制，“目的是让学生顺着适合他专长的方向学习，更为明确地培养他从事某种特定的终身职业”[5](P15)。选科制的实行，以学生的未来职业为导向，使沪江的学科设置与社会的需要紧密地联系起来。既然选科要符合社会的需要，上海这座城市在远东又是获得各种商务实验的无与伦比的地方，那么在上海这个远东的商业中心办商科便很自然了。1917年，沪江理事会通过了设立商科的决议。1921年，继圣约翰大学设立“商业与经济部”后，沪江从社会科中分离出商科，商科正式宣告成立。 （二）刘湛恩的校政改革与沪江商业教育的发展。沪江在1920年代初顺应时势开办商科，但在浸会管理时期，它的发展并不顺利。商科之成为沪江发展特色，是在“收回教育权运动”后第一任华人校长刘湛恩执掌校政时期。刘湛恩（1896-193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近代著名基督教爱国教育家，也是黄炎培倡导的职业教育运动的忠诚伙伴。刘湛恩任校长后，以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为目标，以“学术化、人格化、平民化及职业化”[6]为指导思想，积极地贯彻教会高等教育“更中国化”的方针。首先，依据国民政府关于大学必须设立院系两级体制的规定，将原来的商科升为商学院，下设商业管理系；1934年改设商学系，下设商业管理与会计两组。第二，充实师资，使中国教职员承担教学和科研的主要责任，如聘请沪江校友、纽约大学商学硕士、前厦门大学商学院院长、曾任财政部注册会计师的郑世察为商学院院长；程时荟、郑辉、李培恩、王国华、林振彬、李道南、周鼎立、夏屏方、郑惠益、凌宪扬、寿景伟、陈道衡等一批具有商学硕士或博士学位的海归人员也先后充实到商学院的师资队伍。第三，进行教学改革，突出课程的实用性及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经过改革，沪江商学院虽然只有一个商学系，却成为全校11个系中最大的一个系。[7]沪江大学在基督教大学中初步确立了商业教育的发展特色，其毕业生受到上海商界的欢迎，院长郑世察1936年在报告中不无自豪地说：“过去7年里有100多个毕业生进入商界，他们大多数获得了成功。我从银行和公司首脑那里获得的印象是，我们毕业生工作比其他商科大学的毕业生出色得多。总的说来，上海的企业如果要人，总是先挑选沪江的毕业生。”[8](P220) （三）沪江商学院的特点。沪江大学商学院体现了近代上海高等商业教育的正规化办学路向。1920年代后，在近代商业革命不断深入的情况下，上海很多高校都设有这种正规的商学院，如私立大学中的大夏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大同大学、持志学院、上海法学院、中国公学，国立大学有暨南大学和上海商学院。[9](P71)通过设立商学院实施正规的商业教育是近代上海高等教育的特色之一。在这种路向下，商业教育是一种职业准备教育，教育对象是将来准备进入商界服务的人，而不是正服务于商界的人；在培养上按照一定的要求实行严格的全日制教学。在刘湛恩“学术化、人格化、平民化及职业化”思想之下，沪江商学院商业教育呈现如下特点： 1.课程结构“力谋职业化”。商学院的课程以适应社会需要为鹄的，“所有学课力谋职业化”[10]。整个课程结构采取当时大学所采用的普遍形式，即“公共必修+主辅修+自由选修。”一年级不分系，课程都是公共必修，主普通而含分科性质。侧重普通，主要是为基础差者补充基本学识；分科主要是通过设一定的选修课，提供多样化的课程，让学生了解所分各种内容是否与本人志愿学历相符，以为下年选择专业作准备。对于商学院的学生来说，基本上是选择“选修学程”中的“商业”，以获得普通经济学的知识，如“实业之组织、人类之需要、经济之来源以及现代工业社会之历史的背景”。[11]英语在公共必修学程中占有极大的比重。因为在上海这样中外贸易会通之地，掌握外语是在商界谋得好差事的必要条件。从二年级起，进入分科学习的专修阶段，除了继续学习一些公共必修课外，在专业课上主要学习“会计原理”、“货币学”、“银行学”等一些商学基础，为必修。同时，这些课程也是以商业管理组或会计组为辅系的学生的辅系课程。沪江的课程采用主辅修制度，规定“学生根据性之所近选择一系为主修系，同时须选与主修系学程有直接关系之二系为辅修系”[12]。主辅修制是美式教育制度，它有利于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增强学科间的渗透，同时也加强了学生毕业后选择职业的适应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