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667(2008)07-0012-05 一、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从创立到停办 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总是与一个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那就是约翰·杜威——美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历史学家亨利·科马格曾经这样评价杜威：“杜威如此忠实于自己的哲学信念，因而他成为了美国人民的领路人、导师和良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整一代人都是因杜威而得以启蒙。”[1] 杜威在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其前身为教育学系)一共工作了10年。[2]这10年对杜威来说意义重大，它是杜威教育哲学思想发展的关键阶段。在这10年里，杜威通过创办实验学校，亲自主持了很多应用性研究，形成和发展了内涵广泛的教育哲学思想，使得他在教育界声名大振，直至被人视作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领袖。随着杜威影响的传播，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也声名鹊起，成为世界上最有声望的教育研究中心之一。 二战后，美国出现了所谓“高师改大”的变化，许多单一目标的师范学院纷纷向多目标的州立学院或州立大学发展。在教师教育培养模式上，“教学文硕士”的“4+1”培养模式在三次全国师范教育研讨会后，很快取得了主导地位。[3]在师范教育改革的大潮之中，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完成了由以本科教育为主向以研究生教育为主的转变。到了20世纪70年代，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研究生招生规模急剧萎缩。70年代末，芝加哥大学把教育学院降格为一个系并入研究生学院的社会科学部，同时停办了日常的教师培训。教育系的教师们基本上中断了与实验学校的联系，研究工作也越来越脱离了中小学的教育实践。芝加哥大学在教育研究和教师教育方面的影响逐渐微弱。[4] 1996年11月，社会科学部的全体教职员投票表决部主任理查德·P·塞勒教授提出停办教育系的提议，最后获得通过。消息传出后，尽管芝加哥大学收到了成千上万封来自全国的信件和抗议书，尽管第二年春天，大学委员会多次开会讨论恢复教育系的可能性，但是大学委员会主席、神学院院长克拉克·吉尔平教授(W.Clark Gilpin)最后还是不得不宣布：“恢复教育系已经没有可能。”[5]在第二年秋季开学的时候，《纽约时报》进行了报道：“开学伊始，校园重新塞满学生，红色斑点的常春藤爬满新哥特式建筑，黄色的自卸卡车隆隆地沿着街道行驶……一个多世纪以来，教育系第一次空荡荡的，没有来报到注册的研究生。”[6] 二、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停办的原因 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在美国甚至全世界曾经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和影响，那么，历史悠久同时又具有象征意义的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为什么会停办呢？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教育研究要达到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标准，花费太多，而且得不偿失，所以停办。提议停办教育系的社会科学部主任塞勒持的就是这种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教育学院筹不到更多的办学和研究经费，于是一切向钱看的大学当局选择关闭教育学院。[7] 首先，让我们看看经费方面的原因。芝加哥大学日常的办学经费主要由捐款、学费、研究项目经费等组成，政府提供的经费只占很少的部分。尽管捐款是芝加哥大学经费的主要来源之一，但是落到教育学院身上的却很少，主要原因是教育学院的毕业生从事的基本上是教师职业，他们不像商学院、法学院的校友那样财大气粗、出手阔绰。至于学费，在20世纪60年代，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基本上不招收本科生，主要以研究生教育为主。本科生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依赖学生交纳的学费，但是研究生教育的经费更多地依靠教授们争取到的研究项目经费。而在20世纪60、70年代，怀疑学校、怀疑教育的心态在美国社会迅速蔓延，无论是政府还是各种社会基金对教育研究的兴趣大大减弱，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的教授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虽然，州以及联邦政府的教育经费在芝加哥大学办学经费中所占比例不高，但还算得上是比较稳定的经费来源，而石油危机爆发后，这部分来源也大大减少。这四个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了芝加哥教育学院在70年代面临前所未有的经费短缺，进而导致招生规模急剧萎缩，也就是这个时候大学当局把教育学院降格为教育学系，并入社会科学部，这是教育学院由盛转衰的转折点。由此看来，停办教育学院，经费短缺是直接和主要的原因之一。 再让我们看看学术标准方面的原因。教育学科从诞生之初就不断地受到一个问题的困扰——教育学和教育研究能不能以及怎样才能达到像自然科学及自然科学研究那样的成就与地位？在教育研究史上，对教育研究的批评与对教育研究“科学化”的诉求相伴相随。这种由来已久的批评和诉求在20世纪60、70年代的特殊背景下达到了顶点，并对教育研究的范式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 早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在与前苏联的竞争中处于劣势，美国社会针对学校教育掀起了一片讨伐之声。60年代的科尔曼报告以及兰德公司有关“影响学校有效性的决定性因素有哪些”的大型调查，更加引起人们对学校和教育研究的怀疑。紧接着伊里奇(Ivan Illich)《非学校化社会》一书的出版，把当时美国社会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公共舆论对学校教育以及教育研究的怀疑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此，古得莱得曾经总结道：“在70年代，公众的批评不仅是针对学校管理者，也是针对学校的。学校和我们一样对政府、对法律体制、对教师职业，甚至对自己都失掉了信心。对学校内在功能的怀疑，其实也是对教育的怀疑，迅速地弥漫开来。”[8]学校机构和教育研究共同体面临着一系列挥之不去的问题：“学校有用吗？”“教育研究有用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