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1-1610(2008)03-0076-06 近年来，台湾“教育部”陆续颁布实施《大学校院增设调整系所班组及招生名额总量发展方式审查作业要点》及《技专校院增减、调整所系科班及招生名额审查原则》。这是自台湾光复以来当局对高校专业设置政策的最大一次修正或变革，该政策的出台标志着当局把专业设置与调整的控制权下放至高校，学校在符合规定的师资、教学设备和校舍空间条件下，可以根据自身办学特色及发展方向自行设置与调整专业。那么，台湾高校专业设置与调整政策的变迁轨迹如何？为什么会朝向总量管制的方向发展？这样的政策走向会对台湾高校未来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与冲击？诸多问题都值得高度关注。 一、严格控制时期台湾高校专业设置问题凸显 从政治层面上看，1945年台湾光复至1987年的政治“解严”，当局为巩固政权、发展经济，对社会各界实行严格的控制。威权统治下的政治、经济体制，本身就隐含着对高等教育及其政策的控制。这一时期的高校专业设置政策及制度也被打上深深的历史烙印。 (一)高校专业建制深受政党、政治威权控制的束缚 当局为实现对台湾公权力的控制，稳固政党政治，长期对高等教育进行强制性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教育。“通过‘教育部’不仅介入地方教育事务，也介入各大学校院内部实质运作，使各级学校教育难以发展出自主、多元、开放与专业的特色。凡此种种政治力的运作，对教育活动造成长期的捆绑”[1]61。尤其在高校专业设置与调整上，台湾“教育部”具有很大的控制权。1974年11月16日《私立学校法》规定：“私立学校立案后即可招生，其招生办法及班级名额，应报经教育行政主管机关核定”[2]。《私立学校法施行细则》进一步规定“教育部”对招生专业的审核权，也就是说“教育部”不只审查招生办法及名额，还可决定允许或不允许专业设立。1976年7月30日修正公布的《专科学校法》第四条规定：“专科学校以分类设立为原则，必要时得并设二类，每类各设若干科”。同时，第五条规定：“专科学校得设夜间部、暑期部，其设立办法，由‘教育部’定之”[3]。1982年7月30日公布执行的《大学法》第八条规定：“大学各学院及独立学院分设学系，各学系得分组教学。大学各学院或独立学院办理完善、成绩优良者，得设研究所，研究所得分组教学、研究。前二项系、所之设立、变更或停办，须经‘教育部’核准”[4]。依此法源，“教育部”相继颁布《大学暨独立学院增设所系作业要点》以及《增减、调整所系科班及招生名额审查原则》等政策、法规，明确规定了各高校专业的设置原则及审批程序。可见，这一时期，不管是公、私立高校还是专科学校或大学，每个专业的设置、调整及招生人数的多寡等决定权都集中于“教育部”。高校专业建制深受政党、政治威权控制的束缚。 (二)高校专业设置与调整难以摆脱为经济服务的工具性宿命 人力计划与经建计划[5]同步，进一步引导教育发展，是台湾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经建计划及人力计划既是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需求的一个主导性规划，也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最高指导原则。长期以来，台湾劳动力市场需求借助当局威权控制的权力优势形成人力计划，高等教育的发展被纳入人力计划的一部分加以规划。每期的经建计划和人力计划都是在对当时劳动力结构、需求作描述与评估的基础上，根据不同行业、职业劳动力的分布与需求提出高校专业设置与调整的建议，并直接指导高校专业招生人数的确定。因此历次的经建计划或人力计划，都会涉及到高等教育专业结构调整的重点。这些重点都是以“配合台湾经济发展”、“与经济建设无直接相关的专业不予扩充”为原则[6]。所以说，台湾的经建计划和人力计划对高等教育发展，尤其是高校专业设置与调整的影响作用非常大。这种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在人力计划观念的主导下，当局对高校招生人数与专业设置如人文与科技类专业的比例方面都有严格的限制。由于长期以来高校担负着培养经济建设人才的工具性目标，使得高校专业设置与调整带有过度实用功利主义的倾向，片面沉沦于为经济服务，而忽略了基础学科的发展以及博雅文化的陶冶。 (三)高校在专业设置与调整中的主体性缺失 高校是专业结构的微观基础，是专业设置与调整的具体组织者和主体，影响专业设置与调整的各种因素都是通过高校来发挥作用的。在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高校中，专业设置被认为是学术权力范围内的事情，教授们在专业设置与调整方面拥有极大的权力，他们是专业设置与调整的重要力量之一。大学没有专业设置权，就没有真正的自主[7]。光复以来，台湾高校专业设置与调整长期受到外部各种力量的作用与影响。虽然说台湾专业设置与调整的主体依然是高校而不是台湾当局，不论是当局的控制，还是市场的调节，它们都只是推动专业设置与调整的外部力量，最终都必须通过高校这个着力点来实现它们的目标或要求。但在台湾高等教育长期发展过程中，在专业的设置与调整上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主体性缺失问题。这一特点似乎在高等技职院校表现得更为明显，其定位与发展受当局的强力主导，长期担负着培养经济建设人才的工具性目标，比普通高等教育体系更难以发挥自主能力，在面临社会快速变迁及教育市场开放时，也易因惯性而屈居弱势，无法充分发挥自我特色[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