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3-2614(2008)05-0011-03 中国近代大学制度是由西方引进的。在百余年的大学发展历史中，虽然我们时时力图有所超越，但总体上还是处于不断向西方先进大学制度学习的过程中。根据学习对象的转变，可以认为百年来的中国大学发展过程发生了三次重要的转型：第一次转型是20世纪20年代，以1922年新学制的颁布为标志，中国大学主要以美国高等教育模式为参照系进行的变革；第二次转型是新中国成立后，以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的成立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改革为标志，中国大学开始了对前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的全盘照搬；第三次转型是改革开放以后，以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发为标志，中国大学以欧美高等教育模式为主，参照世界各国大学发展经验，走上自主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模式的道路。 一、第一次转型：以美国高等教育模式为参照的转型 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有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而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却是舶来品，移植于外国。鸦片战争后的洋务学堂高级学堂在学习科目设置、教学方式等方面已经具有了一些高等专门学校的特点。从严格的意义上来看，洋务学堂并不是建立在中等教育基础之上，所以远不能称之为“大学”，只能算中国近代高等专门学校的雏形。 以1895年盛宣怀创办天津中西学堂头等学堂为标志，中国近代大学开始萌芽。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成为我国第一所国立大学。由于科举仍是当时读书人尊崇的教育正途，且这些新的教育机构在专业设置、办学水平等方面都存在缺陷，所以19世纪末，中国近代大学的发展举步维艰，且屡有停办的厄运。 直到20世纪初，以清末“新政”改革为起点，许多有识之士希望改变从前用“西艺”、“西文”学习来对封建教育进行修补的做法，力图对中国的教育作更深层次的制度变革。兴学堂、废科举的呼声越来越高。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颁布，确立了中国近代的学校制度。它主要以日本教育制度为参照，来制定学校系统。从此，中国大学在学校制度、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诸方面基本形成以日本模式为参照的教育体系。1905年科举制废除以及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直接刺激了该教育体系的广泛实施。新式高等学堂大量兴起，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体制基本建成。1911年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虽然对封建旧教育体制有所改革，但是1912年《壬子学制》及1913年的《癸丑学制》依然延续了这种“取法日本甚多”[1]的大学体制。 1915年前后，由于日本教育所包含的封建性和较多的军国主义色彩并不能从根本上帮助解决中国教育面临的问题，取法日本的高教模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议改学制的活动在教育界逐渐展开。当时的教育界人士大都提出应采取各国学制之长，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学制。 以1922年新学制的颁布为标志，中国大学开始了百年发展历史中第一次重要的转型。1922年新学制的制定最终主要参照美国教育体系来完成构建。这主要是因为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大量留美学生的学成归国，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力正逐步超过其他国家。而且1919年杜威受邀来华讲学和蔡元培等人对英美教育的考察也说明教育界对美国教育制度的青睐。 百年中国大学第一次转型发展主要形成了以美国模式为主要参照的大学制度。体现在：第一，宏观层面，形成了单一制的高等教育结构，单科大学出现。第二，微观层面，大学内部管理体制形成校长负责制下的“三会制”和董事会制相结合的行政管理体制，从经费筹措到大学行政管理制度形成社会化趋势；废除学监制，实行学生自治制度，实行男女同校；教学改革的重点在改革课程体系，实施主辅修选科制度以及学分制，实行通才与专才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2]第三，思想观念层面，接受了美国大学社会化、民主化的办学理念，大学服务社会的职能观也被广泛接受。 从这次转型的特征来看，在制度层面上，形成了美国大学模式为主要参照的大学体制；在理念层面上，接受了大学教育社会化、民主化的全新理念，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和社会进步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这次转型的动力来看，在当时中国混乱的社会背景下，教育家，特别是留美知识分子是这次大学转型的直接动力源泉。总的来说，这是一次由于高等教育内部力量推动，进而导致政府政策改变的、自下而上的大学转型。 百年来，中外学者对中国大学转型的这段历史多有论述。主要分为两种观点：其一，批评、否定的意见在新学制颁布伊始就纷至沓来，认为对美国高教模式盲目照搬，背离了中国文化及现实国情的需要，摧毁了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其二，赞同、肯定的意见认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大学的仿美改革，促进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基本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需要。 本文认为，从世界大学的历史来看，向先进的大学办学模式学习，改进自身高等教育系统的事例在各国屡见不鲜。20世纪20年代中国大学仿照美国高等教育模式的转型，强调高等教育要为社会服务的职能，在客观上符合了当时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强调高等教育办学的民主性，与“五四”前后要求科学、民主的思想潮流相适应。因此，总体上积极意义偏多。
